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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2页）

由此，刘知幾进而断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8]班，是指班固和他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荀，是指荀悦和他的编年体断代史《汉纪》。

在刘知幾看来，班、荀二体的断代为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至于通史之作，那是“述者所宜深戒”

[9]的。

诚然，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是他根据当时史学发展情况而概括出来的，因而不能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但刘知幾的论点却有明显的片面性，即他在充分肯定班、荀二家断代为史的成就，展望班、荀二体的前景的时候，忽略了以至否定了撰述通史的重要性。

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就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对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的许多问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探索；但是，他对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

的撰述思想，却没有作认真的思考，这就妨碍了他有可能在通史撰述方面也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这里，刘知幾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通史撰述有没有广阔的前途，撰述通史是不是“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

的？对此，刘知幾虽已作了明确的回答，但更有价值的答案却是需要刘知幾以后的史学家，首先是中唐和晚唐的史学家来给出的。

二、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自开国以后，有许多史家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是很突出的。

他们撰述通史所采用的体裁也比较广泛，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其中有的是在前人所著史书的体裁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新创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史家所撰述的通史，或存或佚，它们所达到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却可以描绘出我国史学在通史撰述发展过程中的一道轨迹，而循着这道轨迹前进，便可通向我国中世纪史学之通史撰述的鼎盛时期。

这里，先讲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史家关于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主要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180卷，韩琬的《续史记》130卷和高峻的《高氏小史》60卷（后析为120卷）。

李延寿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这两部书是刘知幾所亲见、所论及的。

《南史》通南朝宋、齐、梁、陈为一史，《北史》通北朝魏、齐、周、隋为一史，是属于包含几个皇朝在内的某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通史，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首先把《南史》《北史》作为纪传体通史看待的，正是李延寿本人。

他在讲到《南史》《北史》的撰述时说：南、北二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

他还讲到“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

[10]。

这都说明，他是从《南史》《北史》均包括数代而说它们是纪传体通史体裁的。

后来，刘知幾也把《南史》《北史》列为《史记》家而加以评论的。

他在《史通·六家》中论述南、北二史体例时，最后写道：“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刘知幾把《南史》《北史》归于《史记》家，第一，是因为它们都包括数朝史事；第二，是因为它们都采用了《史记》的体裁。

从李延寿到刘知幾，他们都把总括数代之史的撰述视为通史。

这也就是后来章学诚所概括的“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

[11]。

王鸣盛批评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以各代为限断，而以各家为限断”

[12]，恰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南史》《北史》是按通史的体例要求撰述的。

要之，《南史》《北史》固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但它毕竟是贯通几个皇朝的通史（在相对意义上的一种通史）；同时，它们也是唐初史家试图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来撰述历史的尝试和成果，同晚出的新、旧《五代史》一齐成为二十四史中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

韩琬《续史记》130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书久佚。

韩琬是睿宗、玄宗时人，曾以监察御史身份上疏睿宗，论述时政，后官至殿中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