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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10页）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56]

他认为体裁不是不变的，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即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变化。

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一部史书要做到“包该事迹，参贯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

，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骋才力”

，刻意于创新。

皇甫湜关于史书体裁的这些论点是很重要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这对于开拓历史研究领域，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皇甫湜是文学家，但他说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唐代以后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现在，我们再回到刘知幾所提出的问题上来。

如前所述，刘知幾在史书体裁上肯定了“班、荀二体”

，并对它们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没有提出对于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他的。

但是，刘知幾在对待《史》《汉》二家（它们是属于同一体裁的二家）的态度上，却反映了他对“通古今之变”

的撰述思想的隔膜以及对“综一代之兴废”

的著作宗旨的**。

如果说，任何一个史学家（其他的“家”

也是如此）都有其局限性的话，那么，我认为刘知幾对撰述通史的看法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史识的局限性。

其实，对于史学工作来说，通古今之变化和综一代之兴废，都是不可少的。

对此，刘知幾也是矛盾的。

他曾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

[57]究竟如何“因其旧义，普加厘革”

呢？他没有说。

我看这里面也包含了一点作通史的意思，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转向了对于通史的严厉批评，并警告史学家们，说那是劳而无功之举，应深深地引为鉴戒。

然而，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学家之通史撰述的成就，却使他的这些论点黯然失色。

新的史书体裁出现了，运用各种体裁撰述的通史出现了。

如果说，唐盛世的史家在总结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么，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家则在通史撰述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第三，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对宋元及其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光对李延寿《南史》《北史》和高峻《小史》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而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初名《通志》，这与唐代史家多以“通”

名书，似亦不无联系。

马端临对杜佑是非常钦慕的，他撰《文献通考》348卷，就是“效《通典》之成规”

[58]。

《通典》作为“十通”

之首，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元时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响分不开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上通史撰述的发展情况时，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