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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11页）

；又说：“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

[65]；等等。

显然，柳芳把国家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士族的衰落，认为隋亡于“以吏道治天下”

，没有紧紧依靠士族云云，都是错误的。

唐代后期，由于士、庶界限十分模糊，官修谱牒不再受到重视，谱牒著述上亦出现严重的紊乱、不实等情况。

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宗正寺修图谱官李宏简奏称：

伏以德明皇帝之后，兴圣皇帝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

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穆便乖。

今请宗子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即转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属籍，稍获精详。

[66]

宗正寺是专门掌管序录皇室诸王及诸宗室亲属远近的机构。

现在，在这个机构任职的修图谱官李宏简都认为，皇家宗室图谱“冠履僭仪，元黄失位”

，紊乱无稽。

这就充分证明，唐代后期，官修谱牒已成强弩之末，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简略地加以说明的。

旧说：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是出身于“关东著名士族地主的后裔”

的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

，同进士出身的“进士贵族”

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

的斗争[67]。

这样，牛李党争无疑便成了唐代前期士、庶斗争的继续，岂不是与上文所述唐代后期士、庶界限日渐缩小的论点相抵牾？其实，在9世纪上半叶唐代历史上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士、庶斗争。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是藩镇割据。

所谓牛李党争，即是唐代后期官僚集团在如何对待这一割据势力方面所形成的两种政见、两个派别的斗争。

至于说“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官位）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

[68]。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的谱系之学（特别是官修谱牒）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相互关系（主要通过提高庶族地主地位、限制士族地主势力发展以造成士、庶合流的新关系）服务的。

唐代前期，由于士、庶矛盾、斗争比较尖锐，官修谱牒自然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唐代中、后期，随着士庶矛盾、斗争的缓和以及它终为新的矛盾、斗争所代替，这种官府谱学也就随之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而衰落下去，此其一。

其二，唐代的谱系之学既是魏晋六朝谱学的继续和发展，又不完全同于魏晋六朝的谱学，即继承了形式，改变了内容。

郑樵云“姓氏之学最盛于唐”

，只是看到了唐代谱学发展中的表面现象，而未窥见谱系之学在唐代的这种形式上的“发展”

，正是它开始自我否定的表现。

如果用“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这两条原则来检验“姓氏之学最盛于唐”

的结论的话，人们不难看出：前一条原则在唐代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了，而后一条原则在唐代却还起着相当的作用。

这是唐代谱学不同于魏晋六朝谱学的又一个方面。

至于这后一条原则在唐代究竟起着多大作用，这可以从唐代的社会风气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