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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9页）

[59]

由于《姓氏录》所排列的姓氏等级是“各以品位高下叙之”

，故虽出身士族而品位低下者当然不得入谱，相反，虽出身庶族而位至五品者则可升入谱限。

可见，《姓氏录》所载“士流”

，已非魏晋六朝之士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唐代谱学，自然也有别于魏晋六朝之谱学。

如果说，《氏族志》是庶族与士族、新门与旧家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的话，那么，《姓氏录》则是前者对后者的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产物。

从谱学的变化来看，《士族志》与《姓氏录》都是将当时官高者收入谱限，混士（魏晋以来旧家）庶（唐代新起豪门）于一书，反映了唐代士庶合流的客观趋势：如果把《氏族志》比作士庶合流的滥觞，则《姓氏录》就是士庶合流的巨澜了。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有的论者认为，由于经过隋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打击，在唐代，“士族地主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士族和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地主阶级中也就不存在这两个等级的区别了”

[60]，因此，不应当用士庶斗争来解释唐代地主阶级内部斗争。

笔者对于唐代经济史、政治史所知甚少，本文也不打算就此进行专门讨论。

但是，通过谱学曲折反映出来的若干事实来看，在唐初，不仅士族没有“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且士、庶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

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矛头对着魏晋六朝以来影响最大的士族门阀。

如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定四海望族”

，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均为天下冠族；“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

[61]。

唐太宗认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

，重新评定他们的门第是理所当然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突出皇室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崇重今朝冠冕”

，以新贵（其中有些乃是庶族出身）代替旧家。

许敬宗建议修改《氏族志》，是为了巴结非士族出身的武则天；李义府建议修改《氏族志》，则是为了使自己跻身士流。

他们的出发点，格调不高，但却说明士、庶差别是存在的。

《姓氏录》规定以仕唐品位高下叙其等级，把大批庶族地主“升入谱限”

，目的就是为了从政治上打掉魏晋六朝旧家“矜尚门第”

的威风，所以《姓氏录》才被旧士族谥为“勋格”

。

这不也证明士、庶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吗？当然，唐代士族不同于魏晋六朝士族，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唐代士族的存在。

同样，唐初出现了士庶合流的趋势，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士庶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的缩小乃至消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韩国磐《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一文根据对于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指出：

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

固然，在阶级斗争和统一局面下中央集权的发展，其势力已日趋衰落，其经济和政治特权已发生了若干变化，但不是士族这一等级已不存在了。

唐末农民大起义，才基本结束了士族势力，直到宋代，才“不复以氏族为事”

，这是我国中世纪等级关系的一大变化，不可忽略的。

[62]

笔者认为，韩国磐对士族地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论断，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