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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第4页）

这是历代封建皇帝所不肯甘心的。

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

（即《史记》《汉书》《汉纪》）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

，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际，《史》《汉》的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即便在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笔下，亦不例外。

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史记》为体不当，撰述烦琐，“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

[10]。

在他看来，《史记》是不足取的。

可是刘知幾对于《汉书》的评论却完全是另一种口气，他写道：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11]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刘知幾对隋唐之际《汉书》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一个理论上的总结。

今天，我们是把《史》《汉》并提，马、班同列的。

作为著名的史书，它们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古代史学大师，他们也都有本身的长处。

但班固那种反对把本朝历史“编于百王之末”

的历史学观点，是应当摒弃的。

[1]原载《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

[2]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刘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1页。

[3]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页。

[4]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包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6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5657页。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敬播传》记；“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页）

[9]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957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