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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略论（第3页）

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

[7]

若非亲眼见到《帝王略论》，或以《通历》与《帝王略论》对读，则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说法。

《宋史·艺文志·杂家类》尚有著录，元初或许还有流传。

及至清嘉庆年间，阮元与其门人撰《通历》（原作《通纪》）“提要”

时，人们已经见不到《帝王略论》了[8]。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松抄录《通历》后所撰的题记，则明确指出《帝王略论》“久已散佚”

[9]。

这个事实说明，在明清两代（至少在清代）学人的案头上虽无此书，但人们对于它的湮没却是感到惋惜的。

直到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游学欧洲，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被伯希和盗劫去的敦煌本《帝王论》残卷，才证明此书原先在国内并未完全散失，并为近人研究此书的真正面貌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王重民先生为了揭开《帝王论》残卷之谜，即证明它乃是虞世南《帝王略论》的一部分，于1935年5月至1936年4月，先后撰写了4篇题记，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在治学上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这4篇题记中，王先生首先以《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和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史家为据，指出：敦煌古书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疑即虞世南之《帝王略论》的一部分。

进而以东洋文库购得镰仓时代写本虞世南《帝王略论》残卷（存1、2、4卷），与《帝王论》残卷相印证，证明“与此正是一书”

。

又进而以《郡斋读书志》《困学纪闻》皆云《通历》一书保存了虞世南《帝王略论》的说法，并参照《唐文拾遗》卷十三纂辑“《通历》所引《要略》（按：原文为《论略》，当是《略论》之误）三十八事”

和“《长短经》所引九事”

，指出：《帝王论》残卷之“所存者适在《通历》缺卷中，亦巧合矣”

。

最后，则以《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九所载虞世南《公子先生论》一条与《唐文拾遗》辑本相校，结论是：“正在马总所引卷内，因确知即《帝王略论》也”

[10]。

上述论证，令人折服，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即虞世南《帝王略论》传抄本之残卷无疑，这一论证的学术价值之一，是对唐初史学而尤其是对唐初历史评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事隔50余年，这一论证的价值并未引起治中国史学史者的重视。

我开始研究《帝王略论》，是因研究《通历》而受到启发的，亦未曾注意到王重民先生的那些论证；虽然在对《帝王略论》一书的看法上得到了与王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忽略了其残卷的存在，则是明显的疏失。

学海无涯，可不慎欤！

近来，我查阅了《敦煌宝藏》[11]第123册中所载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的影印件，颇觉对《帝王略论》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

这里，我首先对王重民先生在50多年前为揭开残卷之谜所撰的题记作两点补证。

第一，王先生为证明残卷《帝王论》即唐初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举出了一系列证据。

我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有一条最直接的、也是最早的证据却没有被引证，即刘知幾关于《帝王略论》的评论。

其文见《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

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

谅知冥数，不独人事。

）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12]

刘知幾是在批评司马迁以“推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