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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3页）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表上之。

《唐会要》记：“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著《隋纪》二十卷。

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

[13]

综上，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

，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在这30年中，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且均流传至今。

这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壮举，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

二、唐初所修八史的成就

上述八部正史的产生，都得力于唐初的史馆，其中“五代史”

（包括纪传与志）、《晋书》自不待言，即使是《南史》《北史》虽非敕撰，但撰者李延寿也是凭借在史馆修史期间，经多年的抄撮、连缀、删削、补充“八书”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

上述参与撰述的史家们又各有专长，或在主观意向上，或在客观配合上，形成了分工合作、各骋其才的学术机制，终以成就大业。

在这方面，是有值得思考和总结之处的。

唐初史学家群体对史学和历史撰述的认识起点高。

令狐德棻建议修前朝史时讲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将来”

。

而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也说：“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还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

，“顾彼湮落，用深轸悼”

。

[14]这无疑有政治上的考虑，但这种考虑是以对历史的重视和对未来的责任为前提的。

质而言之，他们认识到历史撰述对今人和后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六代史”

虽一时没有结果，但这种思想却是唐初史家群体的共识。

唐太宗对诸家晋史的批评，集中在这样两点，一则是“才非良史”

，二则是或缺创始或缺中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晋史。

晋与唐之间，隔着南北朝和隋，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唐太宗能够提出重修晋史的主张并为众多参与《晋书》撰写者的赞同而付诸实施，表现出唐太宗确有史学上的自觉与睿智。

当然，唐初史家群体对史学与历史撰述认识的起点高，还表现在“五代史”

和《晋书》《南史》《比史》撰述的实际处置的许多方面。

如：

——《梁书》《陈书》对北朝不以“索虏”

相称而称其国号，《周书》《北齐书》对南朝也不以“岛夷”

相称而称国号，这是对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重大改变。

——《晋书》贯通两晋且以“载记”

记十六国史事，使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晋史；其十志则接两汉、揽三国，弥合前史无志之憾。

——《隋书》志即《五代史志》在“天下大同”

的政治格局下，把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典章制度写在同一志书之中，自《史记》《汉书》以来亦是一大创造。

今举《地理志》《经籍志》为例，略述其撰述特点。

《地理志》起首上溯两晋以至两汉梗概，虽表述极为简略，但渊源有自，脉络清晰，表明了制度史之连续性的撰述思想。

《地理志》包含三篇，上篇记梁、陈，中篇记“后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