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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7页）

的责任。

“总知类会”

，顾名思义，是指通盘考虑与处置各史修撰中涉及内容和体例上的相互关联的具体问题。

因是五史同修，又非出于一人之笔，内容和体例上的协调，实为修撰中关系到成败的一个关键。

例如，从纵向上看，魏收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故李百药作《北齐书》，上承《魏书》即可；而令狐德棻作《周书》则难以直接上承魏收《魏书》，因为中间缺了西魏一朝史事。

因此，《周书》于帝纪中补叙了西魏的政治、军事大事。

而《北齐书》所记，则包含了东魏、北齐两朝史事，这样就把史事理顺了。

又如，从横向上看，《陈书》的内容，与《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有一定的联系，反之亦然。

处理好这些联系，是修撰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这些相互关联中，《周书》显得尤为复杂，其所记史事，不仅包括西魏、北周，而且兼及东魏、北齐和梁、陈乃至于隋。

还有，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建立“后梁”

，先后依附北周与隋，传三代历时30余年，但《梁书》不载此事，《周书·萧詧传》为之记载，避免了历史的“空白”

。

凡此，都应是“总知类会”

中作通盘考虑并做出尽可能合理处置的。

从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相互间的诸多联系，可以想见当时修撰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想见“总知类会”

所要处理的种种问题及其重要性了。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诏命重修《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32]可以说，重修《晋书》之举，荟萃了当时一批优秀史学人才，而令狐德棻被同修者推为首，可见其在众多史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这同修“五代史”

时“总知类会”

诸史自有必然的联系。

上文讲到敬播参与修撰《晋书》时，“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要”

。

以敬播的才干，他在修撰《晋书》的过程中显然出力甚多。

但在这个问题上，《旧唐书》与《新唐书》所记不甚一致，而《新唐书》的《令狐德棻传》与《敬播传》也不相同。

《新唐书·令狐德棻传》记：“会修晋家史，房玄龄奏起之，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

。

[33]但《新唐书·敬播传》又说：“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

[34]以上四处记载，用语各不相同，但两《唐书·令狐德棻传》所记应是一致的，即“其体制多取决焉”

“故类例多所诹定”

。

那么，《晋书》的“体制”

“类例”

的重要性何在？这实际上涉及唐太宗为何要重修晋史的初衷了。

唐太宗批评以前所著晋史，列举了多方面的缺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缺点是“不干预中兴”

与“不通于创业”

，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从新修《晋书》来看，不仅包含两晋史事，而且包含了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诸多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立的十六国史事，即《晋书》中“载记”

部分。

不论从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来看，还是从民族大融合的观念来看，新修《晋书》的这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