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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良史魏徵1（第2页）

其言足以传信于后也？’”

[6]孙甫赞同唐人李翱的看法，即见魏徵诤谏之文辞，足以见魏徵为人之正直，因而能“传信于后也”

。

孙甫的认识证明李翱之论不诬，而孙甫所谓“历数百年而乃愈高”

之评，亦属中肯。

同时，魏徵又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被称为“良史”

的人。

对于这一点，后人论之不多，看来是他的诤臣一面“遮盖”

了他的“良史”

一面。

因此，这里有必要说说魏徵作为“良史”

的本色。

而认识他的“良史”

一面，则可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的诤臣的一面。

《旧唐书·魏徵传》记：“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

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7]这是指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

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之事。

但此处所记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记略有不同，后者称：“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而令狐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

[8]二者合而观之，约略可知当时修撰“五代史”

的撰述分工及相关情况，即：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魏徵主修隋史并协助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撰写《隋史》序论及梁、陈、齐诸史总论；令狐德棻“总知类会”

诸史。

以上两传所记，都突出了魏徵在修“五代史”

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突出了魏徵撰写的史论，这跟“时称良史”

有极大的关系。

但是，综观魏徵在唐太宗时的所言所行，他的“良史”

本色，当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史论撰述中，应当还包含着与史论撰述相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

我们可以从他的史论撰述人手，结合他以史资政的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联系上述他的诤谏精神，庶几一窥作为“良史”

魏徵的风采。

一、精辟的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