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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4页）

之说，主张“化人”

。

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当时的社会。

他在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还说过：“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

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

[20]可见，他的这种主张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且认为实行这个主张，是要借助于“忠良”

“俊乂”

即各级封建官吏的。

因此，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

[21]，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22]。

一个封建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恐怕是十分不容易的。

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

至于他提出的“化人”

的办法和标准，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行的。

而其教化的目的，也还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

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

[23]足见“化人”

的阶级实质是极其鲜明的。

但是问题在于：魏徵在这里借评论历史，既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同时也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

的严格要求。

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为了实现前者，必然要求后者。

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课题。

一个新建的皇朝，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略？这不能不成为唐初统治集团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唐初统治集团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

宋代著名史家范祖禹记载说：“帝（按：指唐太宗）之初即位，尝与群臣语及教化。

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徵对曰：‘不然。

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帝深然之。

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也？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虚论，必败国家！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耶？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帝卒从徵言。”

[24]这一番争论驳难，在魏徵与封德彝之间，自然是十分激烈的；对唐太宗来说，究竟采取什么统治方略，也是极为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