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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8页）

北宋范祖禹说：“魏徵，仁义之言也，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罚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

夫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

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

[45]这些话，是着重于从政治上的得失考虑来肯定魏徵的主张的。

王夫之则进而指出：“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伟哉其为通论已！”

[46]王夫之是着重从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来肯定魏徵的主张的，比之于范祖禹的评论自然又进了一步，因为王夫之窥见并且肯定了魏徵的发展进化的历史观。

范、王二人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魏徵在同封德彝辩论中的立场，自然也就肯定了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出的“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的主张和见解，这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魏徵的“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的思想，亦曾为洪迈所发挥：“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按：指唐相杜如晦），而后用之，不亦难乎！

惟能置萧（何）、房（乔）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47]这说的也是知人善任、选拔人才的问题。

当然，《隋书》史论也曾遭到后人的责难。

南宋学者叶適指责说：“魏徵作杨玄感、李密赞，并论隋文、炀帝之所以兴亡，略用贾谊《过秦》语意，全不知史家体统。”

[48]这个非难，是不公允的。

魏徵从谏官做到侍中，又亲身经历隋亡唐兴之变；他的这种亲身经历和政治生涯，使他不独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也从政治的角度来总结隋朝的历史经验，从而把文帝、炀帝二朝的政治略作比较，这是无可厚非的。

魏徵开始主持《隋书》的修撰工作，事在贞观三年（629年），上距隋朝灭亡（618年）仅11年时间，唐皇朝百废待举，要做的事情很多；为了给唐太宗统治集团提供历史借鉴，魏徵对文帝、炀帝的政治进行比较，以便从中得到启发，这是很现实、很必要的事情，也是入情入理的。

唐皇朝以朝廷的名义和胜利者的姿态为前朝修史，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往往议论横生、大胆褒贬，即便“略用贾谊《过秦》语意”

，亦不足为怪。

叶适所谓“全不知史家体统”

云云，未免责难过分了。

总之，不论赞同也罢，指责也罢，《隋书》史论在史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小的。

如同许多有成就的封建史家一样，魏徵在《隋书》史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也是充满着矛盾的。

魏徵的历史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上。

魏徵无情地揭露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导致“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49]，百姓“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

[50]；他抨击酷吏，表彰循吏，反对严刑，主张教化。

这些，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某些同情。

然而，对于人民群众的起义，魏徵则完全抱着仇视的态度，把农民起义诬为“山东之群盗”

[51]、“群盗蜂起”

[52]、“群盗侵扰”

[53]、“群盗并兴”

[54]，等等。

他还吹捧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杨义臣“名重当年，声流后叶”

[55]。

这些又都说明他基本的统治阶级的立场，他对人民群众的同情是很有限度的。

其次，《隋书》史论是重视“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