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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通札记1（第4页）

他批评《隋书》中的天文、经籍二志尤为激烈：“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

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等等。

这些批评，不尽合情合理，后人多有非议。

在刘知幾看来，以往正史诸志，实不足取。

他说：“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

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

。

如何才能“得其最”

呢？知幾认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此三者，“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

。

综观知幾对书、志的见解，有两点认识是极突出的：一是以往书志，“皆未得其最”

，没有抓着主要课题；二是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实为志者所宜先”

，应首先论列。

我认为，按知幾的意见，将都邑等三志列入书志，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若据此而得出上述两点认识，这就未免过分地贬低了古人，而又过分地抬高了自己。

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知幾此论，殊为未安。

第一，以往诸志，如天文、地理、食货、职官、刑法、艺文等，都是史家选择自然和社会中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课题而作，其重要性往往不在都邑等三志之下。

其中，有的是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记录及经验，有的是人类经济生活、政治关系、文化创造方面的反映。

即便如《魏书·释老志》，也绝不像刘知幾所批评的那样，是“徒以不急为务”

。

须知，《释老志》在反映那个时期统治阶级的精神、思想和整个社会风貌来说，乃是《魏志》中的精华之一。

知幾轻易地抹杀以往正史诸志的成就，是很不妥当的。

第二，知幾主张增添三志：“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

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城市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对各地自然资源在经济生活里的重要性的认识，对当时还存在的门阀制度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要求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若说是这三志的重要性远在以往正史诸志之上，“实为志者所宜先”

，否则便是“未得其最”

，那就未免有些荒唐了。

刘知幾是第一个提出才、学、识的史家。

那么，他的三志“实为志者所宜先”

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是表现出他的卓越的“史识”

呢？回答是否定的。

这里，可以以《食货志》为例略作比较和说明。

比《史通》早6个世纪的《汉书·食货志·序》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