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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2页）

其为人深沉刚毅如此。

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

，“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

；尤其难得的，是他“雅有知人之鉴，凡在品论者，后皆如其言”

；武则天时居相辅之位，“每以用人为先”

，“则天以为知人”

[5]。

吴兢与魏元忠、朱敬则为友，自然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

历史的环境、家庭的条件、社会的影响，所有这些，与吴兢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家，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魏元忠、朱敬则是很了解吴兢的。

他们对他“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

。

魏元忠在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6]，位居相辅；朱敬则在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累迁正谏大夫，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7]，亦居相辅。

吴兢开始担任史职，也就在这一时期。

由于魏元忠、朱敬则二人的荐举，从此，吴兢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生涯。

二

吴兢担任史官以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曾经参与了朝廷的一系列著述工作。

任职期间，他同大史学家刘知幾结成知己。

当时，刘知幾“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

’”

[8]可见，吴兢与刘知幾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特点和长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简赅。

吴兢写历史，叙事简明而准确，因而被人们称为“良史”

。

我们从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来看，他的史笔的确是非常洗练的。

可惜吴兢的著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今天已经无法更具体地了解他的“叙事简赅”

的特色了。

第二，直书不讳。

在中国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直书”

与“曲笔”

这两种传统。

在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是很尖锐的。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史官许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

，“记事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