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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5页）

[17]，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以后，吴兢以父丧而再次解职。

“丧终，为太子左庶子”

，未重任史职。

这使吴兢深深感到不安，因为他在长安、景龙年间开始撰写的《唐史》《唐春秋》还没有完成。

于是，他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上疏唐玄宗，反映出他的这种“实深忧惧”

的心情，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说：

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

窃谓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

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

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

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

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

[18]

这一段文字表明：吴兢在第二次居丧期间，以及在他停止史事、任太子左庶子期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著述工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兢的这一封上疏是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可是他的史稿已经写到开元十四年三月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常刻苦、异常勤奋的史家的形象。

吴兢始终是以完成唐史即“皇家一代之典”

为己任的，这种历史家的责任感一直在鞭策着他，并促使他最后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要求。

当然，要是与他的奋发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所提的要求是太微不足道了。

于是唐玄宗敕令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

，不久，又转至史馆，继续修史，并被封为长垣县男。

吴兢撰成《唐史》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了。

可是，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却遭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由于“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

。

所谓“坐书事不当”

，究竟指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已无从了解。

从吴兢一贯的史笔来看，很可能是因为直书不讳，触犯了唐玄宗或是其他权贵。

尽管“诏许以史草自随”

，但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和主观精神上的苦恼，都给吴兢完成《唐史》的著述工作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就在这时，“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

[19]。

这一年，吴兢59岁。

他从武则天圣历、长安年间参与国史，已有30年左右，至此，终于不得不同唐史的研究与著述工作告别了。

对于一个热爱史学的史家来说，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吴兢未能完成《唐史》《唐春秋》的著述，这对他自己来说固然是一大憾事；就是对唐代史学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尔后，虽然吴兢“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