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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8页）

其次，吴兢于《贞观政要》序中，突出地提到“侍中安阳公”

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

张嘉贞二人，这二人为相均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若《贞观政要》为“神龙中所进”

，吴兢在序中是绝不会提到他们的。

由此可见，《馆阁书目》关于《贞观政耍》系“神龙中所进”

的结论，是不对的。

其四，《贞观政要》的成书，当在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在开元、天宝之际。

笔者的这个论点的主要根据是：（1）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颂“侍中安阳公”

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

张嘉贞为“良相”

。

考张嘉贞之封为“河东侯”

，事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源乾曜之封为“安阳郡公”

，事在开元十七年（729年）。

可知《贞观政要》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

（2）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

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

[24]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像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

，而倒很像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

（3）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

这种口气，当然不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或普通的中央官员口中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

吴兢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因“坐书事不当”

，贬为荆州司马后，历任台州、洪州、饶州、蕲州刺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

由荆州司马，升到相州长史，说明吴兢在开元末年时期的政治地位又有所提高。

唐玄宗天宝初年，吴兢又从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由一个封疆大吏升为恒王李潓（后改名李真）的老师。

恒王李潓（真）是唐玄宗第27子，“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

[25]，地位是很显赫的。

《贞观政要》一书，很可能是吴兢在任相州长史及恒王傅这一时期最后写成的。

从时间来看，正当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

有的论者说《贞观政要》的定稿和进呈大概在开元八年（720年）这一时期，也是欠妥的[26]。

那么，吴兢在《贞观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

，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吴兢着手编纂《贞观政要》一书，可能是在唐玄宗开元前期他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时候，故书成奏进，也就一仍其旧；第二，唐代文人入仕，均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吴兢在署名上保持他早年所任职衔，是完全可能的；第三，吴兢一生酷爱史事，年逾七十，“意犹愿还史职”

，因而在《贞观政要》一书上，保留着“卫尉少卿兼修国史”

的职称，或许正是他的这种强烈愿望的一点反映罢。

五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