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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兢（第10页）

但是，吴兢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也是肯定要掺入他的认识和观点，表达他的旨趣和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

譬如：吴兢列《君道》篇为40篇之首，正是反映了他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皇朝的关键所在的看法。

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借“天下苍生”

的名义表达他对唐玄宗的“诚亦厚矣”

的期望，也是出于类似这种“君道”

的思想。

于《君道》篇中，吴兢“缀集”

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

“守成”

“兼听”

“偏信”

“知足”

“知止”

“居安思危”

等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封建统治的问题。

吴兢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使他感到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

作为一个封建史家，吴兢希望唐皇朝永远保持兴盛、强大、富庶、安定，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于《任贤》篇，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歌颂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这里，隐约地反映了吴兢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与魏徵有着某些相似的认识。

魏徵曾经指出：“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棁栋梁，莫可弃也。”

[30]这是包含着不把一个皇朝的兴起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见解，而是看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

魏徵是用这个观点来概括隋初的历史；而从吴兢对唐初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观点。

于《君臣鉴戒》篇，吴兢表达了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的认识。

而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皇朝的治乱、安危。

从而表明了著者并非是用“天命”

的转移来证明政权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在《灾祥》篇中，吴兢引用了虞世南的“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

、魏徵的“但能修德，灾变自销”

的话，也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

在《文史》篇，吴兢列举了唐太宗的“史官执笔，何须有隐”

的观点，以及褚遂良、刘洎的“君举必书”

的认识。

吴兢多年担任史职，被誉为“当今董狐”

。

上述唐太宗等人的一些观点，自然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