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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8页）

，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然，《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确是有缺陷的，这一点本文在下面还会讲到。

表1“正史”

书志分目与《通典》分门对照简表

三

最后说重论议。

这是《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第三个特点。

所谓“论议”

，即《通典》所记历代“群士论议得失”

，具体说，就是“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

以及当朝人的许多言论，当然，也还包括作者本人对一些史事所做的评论。

这个特点反映出《通典》在记事、记言的结合上所取得的成功。

对此，一般评论《通典》的人都不曾有较多的注意，而章学诚则十分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写道：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

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于礼事加详也。

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于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

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余卷，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者矣。

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

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29]。

这里，章学诚以《礼典》为例，评论了杜佑对历代博士经生的论议在编纂上的处理，认为这是一种记言记事的“变通之法”

，并且收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效果。

章学诚举出《礼典》为例来说明《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这一特点，我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礼典》中的论议篇幅集中，分量最大，共有20余卷，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是《礼典》占《通典》全书半数，举此一门，可窥全书。

《通典》的重论议，在具体表述上有三种不同的形式：（1）在有关卷后集中记述“群士论议”

；（2）在同卷正文中，记制度沿革与录“群士论议”

杂而有之；（3）在同一卷中，以正文记制度沿革，而多以注文录“群士论议”

，附于有关的正文之下。

当然，也还可能有其他形式，但主要表现为这三种形式。

下面，对这几种形式略作说明。

第一种形式，如上文说到的《礼典》，在65卷的历代沿革礼中，吉、嘉、凶三礼之后所附博士经生的论议占了20余卷，即属此种形式。

另外，如《选举典》共有6卷，前3卷叙历代选举制度，后3卷则集中记历代之“杂议论”

；《刑典》凡8卷，前3卷叙历代刑制，中间2卷记历代“杂议”

，后3卷记述几个方面的案例，其中也有不少论议；等等，亦属此种形式。

这种论议形式，所论问题比较集中，又都以时代顺序连属成篇，在一定的程度上具备了“史”

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