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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6页）

这是《通典》的民主性精华方面。

但是，《通典》的作者毕竟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积极的维护者，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67]的标准的士大夫。

因此，要求改革封建社会的某些弊端同从根本上为封建统治秩序作辩护，构成了杜佑社会思想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而他的这种辩护，有时甚至成了对封建统治的粉饰。

这是《通典》的封建性糟粕方面。

其中，杜佑对封建国家的刑罚的看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如他论唐代的刑罚说：“圣唐刑名，极于轻简……如罪恶既著，制命已行，爱惜人命，务在哀矜，临于剿绝，仍令数覆。

获罪自然引分，万姓由是归仁，感兹煦妪，藏于骨体……国家仁深德厚，固可侔于尧、舜，夏、殷以降，无足征矣。”

[68]在这里，严峻的法律，被说成是阳光雨露、“仁深德厚”

！

杜佑还认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安史之乱倾陷两京的事件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唐开国以来“刑轻故也”

，这就近于奇谈了。

更有甚者，杜佑还替帝王执法过程中“急于黎庶，缓于权贵”

[69]的屈法行为作辩护。

在他看来，衣冠（士族）受刑，虽罪有应得，亦应为之“伤悯”

；黎庶（匹庶）被戮，虽法不当罚，也无须为之“嗟叹”

。

这二者的区别，就像“摧茂林”

和“斩野草”

那样的不同[70]。

像杜佑这样直率地为最高统治者徇情枉法作辩护、宣扬“黎庶”

和“权贵”

在法律面前本应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论调，在封建统治者的言论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可见，杜佑毕竟是他那个阶级的忠实的历史家和代言人。

[1]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4]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括号中语为引者所加。

[5]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6]杜佑：《通典》自序，又见《通典》卷七《食货七》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56页。

[7]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9]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页。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85页。

按：“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