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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8页）

这样的例子在史学上是很多的。

那么，杜佑在把史学和现实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比起他的前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1）从认识的自觉程度来看。

杜佑宣布他撰《通典》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为“理道”

服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较高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之认识的一个飞跃。

（2）从撰述的内容来看。

杜佑对“术数之艺”

“章句之学”

，“文章之事，记问之学”

，都没有很大兴趣。

故《通典》一书“不录空言”

，专事“探讨礼法刑政”

；“事非经国礼法程制”

者，不录。

这样，《通典》在内容上就突破了“规谏”

“劝诫”

的窠臼，更讲求实际，其所叙历代典章制度，多与现实有直接联系。

这是杜佑不同于他以前的史家的又一个重要之处。

诚然，杜佑以史学著作“理道”

“施政”

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并不是他思想上固有的模式，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潮流的反映。

杜佑生活在唐中叶的变乱时期。

从玄宗后期起，至宪宗末年，朝政的紊乱，朝廷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藩镇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斗争，是这一时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征。

由于变乱的不断发生，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则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特征。

唐中叶变乱的转折关键是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而其影响所及，则终唐之世。

然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变乱，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中唐时期，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踵而至，形成了继唐初之后又一个人才高峰。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政治家如陆贽、李吉甫、裴度，军事家如郭子仪、李晟、李愬，理财家如刘晏、杨炎，思想家和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等。

他们大多是一些思想进取、锐意改革的人。

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

杜佑和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一样，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而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也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同好或共鸣。

史称：理财家刘晏力主“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31]，“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

[32]。

政治家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

，对“理道”

“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