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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7页）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杜佑的这一思想成果，包含着历史主义成分。

《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而稍晚于《通典》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柳宗元反复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在具体的论证上，柳宗元发挥了杜佑“自五帝至于三王，相习建国之制”

的看法，他的新贡献是指出了这种“相习建国之制”

并不是圣人的意旨所能决定的，而是当时的历史形势所决定的，从而丰富了杜佑的认识。

《封建论》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以历史事实证明：在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

在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

柳宗元的这些结论，可以看作是朴素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而得到的。

柳宗元没有说明他的《封建论》是否得益于杜佑《通典》的启示，但他们的思想无疑是相通的。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成分不仅在历史理论中有所反映，同时在史学理论中也有反映。

在这个问题上，章学诚提出的理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

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他举出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人因所处时代不同，故对“正统”

的理解、处理各有不同，“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

他又写道：“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身之所处，固有容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这是古代史家关于朴素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极精彩的论述。

所谓“古人之世”

和“古人之身处”

，既顾及人们所处的时代，也顾及虽处同一时代而每人不同的遭际。

章学诚是史学理论家，他的这些见解对于古代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朴素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来看，章学诚的论述比起杜佑的论述，自然要细致得多、深刻得多，然而杜佑（735—812年）生活在8至9世纪，而章学诚（1738—1801年）则生活于18世纪，二者相距约千年。

显然，在章学诚千年之上的杜佑能够提出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

的见解，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关于史学批评

《通典》是一部讲典章制度的书，它涉及许多历史文献。

《通典》的史论，有时就是针对某些历史文献而发，其中不乏史学批评的段落、论点。

《通典》史论的史学批评，极重视史家的见识。

《刑法四》在讲到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铸刑书因而遭到晋国大夫叔向作书责问这一事件时，杜佑议曰：“古来述作，鲜克无累，或其识未至精，或其言未至公。

观左氏之纪叔向书也，盖多其义，而美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