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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历1（第5页）

，结末说“迹其疏怠之原，稽其乱亡之兆，起自文皇，成于炀帝”

[30]，多同于《北史》[31]，而异于《隋书》[32]，等等。

这说明，《通历》不独于正文取资于《南史》《北史》，且于史论亦多转录于后者。

以上是举例说明《通历》的南北朝部分的史文多取自《南史》《北史》，以证叶德辉论点的不诬。

但这里也有两点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第一点，因《南史》《北史》本身多取材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八书”

，故《通历》材料的真正来源自不能与“八书”

无关。

第二点，《通历》的南北朝部分在转录《南史》《北史》时，间或也有参考、吸取“八书”

的地方，故上引晁公武说亦未可全以为非。

如上文所引“天女”

之语，《北史·魏本纪》作“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

，语意不明，故《通历》不取，乃引《魏书·序记》。

马总记西魏文皇帝元宝炬事，有这么一段文字：

（宇文）泰与东魏战，诸将失律，泰表请自贬。

帝诏报曰：“公膺期作宰，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

而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

抑此谦光，恤予一人。”

[33]

此事《魏书》固无所记，而《北史·西魏文帝纪》亦不书，显然是作者从《周书·文帝纪》下转录而来，只是略改数字而已。

马总记宋高祖刘裕事，晋帝备九锡之礼，裕谦让，王弘率尔言曰：“此所谓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

又记傅亮还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

，以及刘裕称帝后在扬州刺史人选上同太后的不同意见[34]，等等，均为《南史·宋本纪》《宋书·武帝纪》所不载，而是作者从《南史》列传或《宋书》列传中采择来的[35]，而傅亮还都讽晋恭帝一事，则采自《宋书·傅亮传》无疑。

认识这两点，对于我们真正搞清《通历》的史文，是很重要的；据此，亦可看出前人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的片面性。

四、《通历》的编纂

《通历》历来被认为是编年体史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通历》又不像一般的编年体史书那样，而具有本身的特点，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编年体史书。

这一点，前人都不曾论及。

根据我的肤浅的看法，它的这种独特的风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历》是记历代君主的事迹，着意于他们“贤否”

的史事，而不苛求于编年纪事。

它虽然取材于有关史书的本纪，但记事极简括，尤其不讲究于年代的编排，故其体例去本纪甚远，而更近于一般的历史传记。

这是从它记每一个君主的单篇来看的。

第二，《通历》在其部分的结构上，也不完全拘泥于编年体史书的要求，而是注意到保持每一个朝代的君主之事迹的完整性。

如对于东晋、十六国部分，先叙东晋，次叙十六国。

对于南北朝部分，先叙南朝，次叙北朝；对东魏、西魏部分，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对北齐、北周部分，先叙北齐，次叙北周。

这实际上是把南北关系和东西关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待的，不强调“正统”

与“僭伪”

的区别，使各自的史事都有比较完整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马总对南北朝史事的编纂次第，大致是仿照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这也进一步证明他在材料的取资上多依据《南史》《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