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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顺宗实录1（第6页）

《旧唐书·韩愈传》称：“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

；《旧唐书·路随传》也说“累朝有诏改修”

。

然而，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改修”

，事实上只进行了一次。

《唐会要》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奉旨对《顺宗实录》“重加刊正，毕日奏闻”

[29]。

但《旧唐书·路随传》则记：大和七年（833年），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

。

这就把改修《顺宗实录》的时间推到大和七年以后去了。

以上二说，后者当误。

据《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卷一百四十九《蒋乂传》附《蒋系传》、卷一百七十三《陈夷行传》等各卷所记，路随等奏进《宪宗实录》，均在大和四年（830年）而非大和七年（833年）[30]。

可见，路随奉旨改修《顺宗实录》，应如《唐会要》所记，当在大和五年（831年）。

路随在什么情况下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又是怎样进行改修的？从路随给唐文宗的一道奏章[3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唐文宗令路随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指示下达后，朝廷大哗，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苏景胤等人纷纷上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

；而且“班行如此议论颇众”

，弄到了“庶僚竞言”

“表章交奏”

的地步。

于是监修国史路随也担心“果获修成”

，“终为时累”

。

《顺宗实录》在文宗朝廷上毁誉纷纷，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绝不只是怎样看待一部史书的问题，而是曲折地反映了唐代中期以来庶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路随在上疏中指出：“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

，说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仅曾经得到唐宪宗的认可，而且在元和年间已相循抄录，广为流传了[32]。

这个事实，与《旧唐书·韩愈传》所说《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

不相符合。

随意改修史书，何能取信后人？这个意思，路随在上疏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看出来的。

可见，围绕着改修《顺宗实录》的争论，也反映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两种史学传统的斗争。

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路随只好请求唐文宗对改修《顺宗实录》做出具体指示，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

唐文宗最后指示说：“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根访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

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33]唐文宗所说的“德宗、顺宗朝禁中事”

原是“谬传”

，应予以“刊去”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韩愈《顺宗实录》为“当代所非”

的具体内容和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