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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3页）

，但当“高祖付群官详议”

时，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支持傅奕。

太宗继位，傅奕又指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太宗“颇然之”

。

傅奕跟唐初史学也有关系，他曾“集魏、晋已（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正史”

撰述，大多没有跳出“天命”

论的窠臼。

《宋书》《南齐书》《魏书》自不待言[12]，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徵在其所撰史论中亦难免有所流露[13]。

即便是以对前史进行严肃批评而著称的刘知幾，也没有否认“天道”

的存在和“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的传统观念，他只是怀疑一切“天道”

都与“人事”

有联系，怀疑前史有关灾祥与休咎的记载的可靠性和必要性。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

世之作者，其鉴之哉！

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14]他主张把不可捉摸的“天道”

搁在一边，只研究和撰述“人事”

就是了。

刘知幾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并没有对“天道”

进行解释，更没有对它做较系统的批判。

这不仅是刘知幾史学思想的缺陷，也是汉唐之际历史理论发展中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柳宗元的关于天人相分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柳宗元的天人相分的理论，上承荀子、王充等进步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并密切结合中唐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而逐步展开。

他对“天”

的纲领性看法，是在为批评韩愈的“天可赏罚”

的论点而写的《天说》一文中。

从柳宗元《天说》所引韩愈的论点来看，后者是在反复说明“天”

是有意志的，可以赏功罚祸；认为人们“呼天”

“怨天”

虽不是“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