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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13页）

“鬼”

跟“佛”

放到一起一并加以反对，这当然不是一种疏忽，恰恰证明他的朴素唯物史观在宗教面前却步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柳宗元的笃信佛教，又跟一般的佞佛者有所不同，他主要是把佛教当作一种学问、一种思想来看待的。

他在回答韩愈“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

时，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

……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62]。

他认为佛教经论“往往与《易》《论语》合”

，这就把佛教作了世俗的理解；认为“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这是要证明佛教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由于柳宗元思想上的这种弱点，所以他不能像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那样反佛，甚至也不能像同辈唯心主义思想家如韩愈那样辟佛，对佛教作比较合理的说明。

造成柳宗元史论的这种局限或缺陷，也还有政治环境的原因和个人遭际的原因。

柳宗元说：“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

且凡为其通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

中唐以来的政治腐败现象，尤其是永贞革新前后的种种变故，使柳宗元对现实看得更清楚了，“爱官”

“争能”

“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的龌龊现象使他厌恶，也使他厌倦，这促使他“嗜浮图言“与浮图游”

。

这些话，固然反映出柳宗元于积极奋发之中确也存在着消极悲观的一面，但这不也正是他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怒的斥责么？清人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63]章学诚的话，对于我们认识柳宗元史论之局限或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是有启发的。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佛教面前停止不前了，他的史论也跟着在这里停止不前了，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毕竟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像近代哲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绝对观念”

面前停止不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面前停止不前一样。

[1]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见《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1页。

[2]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0页。

[3]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20页。

[4]侯外庐：《柳宗元哲学选集》序，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21页。

[5]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

[6]《荀子》卷一《天论》，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9、349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5页。

[8]董诰等：《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14页。

[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10]参见严可均：《全梁文》卷二十八、二十九，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115、3120～3121页。

[11]以上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5～2717页。

按：傅奕所著《高识传》，《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有著录。

[12]《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序：“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宋书》卷三十《五行志》序：“夫天道虽无声无臭，然而应若影响，天人之验，理不可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