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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9页）

，即史才、史学、史识，他在《史通》中也写了如同《直书》《曲笔》这样一些名篇。

柳宗元除了在《非国语》中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外，还撰有有关专篇；其论述之精到，与刘知幾相比则自有另一番气象。

五、《与韩愈论史官书》：史家的信念与职责

柳宗元的史论，除了《天说》是为回答韩愈“言天之说”

外，《与韩愈论史官书》也是为批评韩愈而作。

这虽然是韩、柳之争的问题之一，但其在中国史学上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一争论的界限。

概括地说，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一篇阐述史家信念与职责的杰作，是中国古代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一份宝贵遗产。

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

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史事方面有所贡献。

韩愈不摆史官架子，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事的一些看法。

次年正月，谪降永州的柳宗元读到了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56]，当即致书韩愈，阐述了他同韩愈的不同看法，此即《与韩愈论史官书》[57]。

这两封书信所反映的对于史事的不同见解，从历史观点来看，仍然是天命论历史观同朴素的唯物论历史观的辩论，而与韩愈“言天之说”

同柳宗元《天说》的辩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韩愈在信中列举历代史家如孔子、齐太史、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王隐、习凿齿、崔浩、范晔、魏收、宋孝王、吴兢等，都因作史而没有好结果，结论是：“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又说：

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

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

这里讲的“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以及“若有鬼神，将不福人”

，同韩愈的“言天之说”

一样，认为“天”

是有意志的，可以赏福罚祸。

这里也还讲到史学工作上的一些具体困难，但它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柳宗元的信，严肃而又充满**。

他直率地表明：见到韩愈信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

他从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出发来看待史学工作，并对韩愈的观点提出批评，指出：“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

。

柳宗元根据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前代史家的种种不幸结局，并不都是因为作史才造成的。

因此，他认为：“‘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

。

这表明他同韩愈在所谓“刑祸”

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柳宗元进而热情地鼓励韩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无可准，叫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

，这是使人不能理解的。

应当指出：关于唯物主义、无神论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争论，直接与史学工作联系起来，甚至影响到史学工作的开展的，这两封信很有代表意义.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应忽略。

从史学工作来看，尤其是从史家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来看，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他看来，一个史官贵在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职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