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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认为:“至《唐会要》谓苏弁与兄冕撰,《新志》《读书志》等却说是苏冕撰,当是《新唐书》所题衔名苏冕以兄居首之故。”
[14]这一见解颇近情理,但同唐人崔铉的说法与五代时《旧唐书》作者所记《会要》之“行于时”
的事实似难相符。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各书,凡有“同修”
“分撰”
者,多有注文做出交代。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唐会要》关于《会要》撰成一事,系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所记,为何崔铉在论中只提及苏冕而不涉及苏弁呢?既然记“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
,却又说“苏冕所载封建篇”
云云,这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同上文所说苏弁任杭州刺史有关,崔铉等人所记《会要》事,虽未明言苏弁进书,但联系前文言杜佑撰成《通典》“上之”
来看,不能排除《会要》一书是以苏弁名义“上之”
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崔铉及后来五代、宋人只言苏弁为《会要》撰者的缘故。
又《宋史·艺文志六》类事类著录苏冕还撰有《古今国典》一百卷,不知确否。
如确有此书,亦可证苏冕之致力于撰述之勤。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苏弁与《会要》也是有关系的,即其“聚书”
繁富,并同苏冕对“国朝故事”
时有讨论,这对苏冕编撰《会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苏冕编撰《会要》还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自唐初以来分门书和官制书的发展,前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多有著录,如欧阳询主持的《艺文类聚》、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刘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等;后者在《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也多有著录,其中以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六典》(《唐六典》)最有代表性,它是“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考典之书”
[15]。
这两类书在内容、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在形式上都表现出分门别类的特点。
《会要》的编撰也正是在这样的撰述环境中出现的。
另一个条件是,唐自开国以来的“国朝政事”
的积累,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保证,而且也决定了《会要》的内容和性质。
二、《会要》的续作
上引所谓“缵国朝政事”
一语,已大致反映出了《会要》的内容,即它是关于唐代“政事”
之书。
而所谓“政事”
,不是叙述“政事”
的过程,而是记其起因或记其结果,同时侧重于制度方面。
《新唐书·艺文志三》把《会要》和《通典》视为同一性质之书,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它把这二书连同与此相近的书著录于子部“类书类”
,实为不妥。
它们虽然都是分门别类记事,但其毕竟都有十分确定的基本内容,即关于制度的历史。
《通典》是通代的制度史,《会要》是专记一朝的制度史,与一般的类书有明显的区别。
《宋史·艺文志六》把《通典》《会要》著录于子部“类事类”
,这虽与“类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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