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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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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存在在当代已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这一命题表征这一历史趋势。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以形成。
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
得以形成。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9],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0]。
由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12]。
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各民族、国家全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
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
,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发展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我们应当注意,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系统值”
。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这一点。
列宁则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
作为整体的“器官”
,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这个“整体”
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
。
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作用突出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
,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或者吸取其他民族的成果以充实、提高自己,从而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发展力。
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避免了重复劳动的耗费,不必一切“单另进行”
“从头开始”
“重新发明”
,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以跨越式发展进入到历史的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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