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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文化（第4页）

实际情况远比罗斯托夫采夫这里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

处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总的世界主义、混合主义思潮中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可以说是贯彻整个时期，最后由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集其大成。

这个时期的宗教的一般特征：

第一，政治和宗教、政权和神权、君王和神灵的统一，提倡统治者崇拜。

统治阶级致力于把传统的宗教崇拜和君主制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极权统治。

埃伦伯格在谈到希腊化时期宗教和政治的统一时，曾这样指出过：

在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和国家关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情是，我们看到，为区域性国家创造一种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新联合，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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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股政治和宗教联合的势头，随着历史的步伐，愈加明显。

另一个史学家在谈到罗马帝国时期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奥古斯都氏王朝所有皇帝都迫切地感到需要巩固他们的权力，需要在单纯的法律基础以外替他们的权力寻找更多的基础……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卡利古拉和尼禄，一再努力倡导对皇帝的崇拜并使之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其道理就在于此……这些办法的目的正是要把帝国国民的宗教感情同在世的皇帝本身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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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宗教在维护和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的措施。

就埃及来讲，整个僧侣祭司等级有史以来就是被组织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的强大力量，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后，自始至终都得到原先这个僧侣祭司等级的承认和支持。

统治者为了防止当地民众反抗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大力推行狂热的宗教崇拜和兴建庙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们除了崇奉埃及的神灵和笼络僧侣祭司等级外，还注意牵制祭司们的权力，特别是庙宇在经济和管理上要服从政府。

这种帝王统治者崇拜，在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

在斯多葛学派哲学中就宣扬王权在人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宙斯神在天上所起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中，塞涅卡的《论仁慈》是献给尼禄帝的，普林尼的《帕涅古里库斯》和狄奥·克律索斯托姆的《论王权》，则是献给图拉真大帝的。

这些著作，都是为“统治者崇拜”

辩护的。

第二，占星术、巫术和祭仪宗教的盛行。

尽管塞琉西王国统治时期（前312—前64年）的天文学家们拒绝接受星象崇拜，但占星术在巴比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体系。

他们认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人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行星，可以决定人们的行动。

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对应体，人的灵魂，只不过是天上星球内燃烧着的火的一点火花。

结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产生了巴比伦人的可怕的命运观，认为不仅是人，而且连星宿和神都是受命运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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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自然科学开始衰落时，占星术就像瘟疫一样，在希腊化国家里传播开来。

其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波塞多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就开始接受这种占星术。

区别在于，巴比伦人把与星象有关的命运，看作是一种非道德的力量，而斯多葛学派，则把这种命运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天命。

巫术，它是与占星术密切相关联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认识不足，无法用这些客观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巫术是历来就存在的，在希腊的奥菲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中，也已有所反映。

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原在亚述、巴比伦、小亚细亚、波斯、巴勒斯坦流行的巫术，汇集在埃及这个“接受器”

中，一个新的巫术浪潮就席卷了希腊化国家。

巫术使人们认为：使用某种特定手段，就可以迫使神灵改变人们的命运，巫术可以起到控制自然、天神、星宿的作用。

结果，巫术几乎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