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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美和审美（第4页）

正因为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直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对有关美的许多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方的探讨，因此整个晚期希腊—罗马的美学，就必须通过单个的项目的探讨，才能推进美学的发展。

西塞罗对美的多样性及其分类的探讨，就是具体表现。

普卢塔克通过对丑、丑和美的转化，以及丑和美及模仿的相互关系的探讨，也作出了贡献。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到喜剧时已谈到有关丑的问题，声称喜剧是模仿比较坏的人，但是这种“坏”

不是指一切“恶”

，而是指“丑”

，“丑”

当中的一种就是“滑稽”

（“可笑”

）。

[31]普卢塔克尽管在思想上缺乏独创性，但比之亚里士多德，由于在两人之间的漫长时间里积累起了更多的审美经验，因此能够以更加明确的语言，在其《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中提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美学问题：现实中丑的东西在艺术中能够变得美吗?即，现实中丑的东西，经过模仿以后能否变成美的东西，“丑”

在进入艺术以后，是否还继续保持其丑的本质?

普卢塔克的回答是否定的，即，现实中丑的东西，经模仿进入艺术中后，其本身不能变成为美的东西，依然保持其丑的本质。

但他又把这个美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相混淆了起来：我们是否因为在艺术作品中欣赏一个行为，就在道德上称赞它吗?但他确实也提出真正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即，本身丑的东西在艺术中能够成为美的东西吗？

由此而来，就派生出两个问题：（1）如果能够的话，作为模仿而产生的艺术形象，能够适合于和符合于它所模仿的原型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声称：如果自然中丑的东西被美化了，那就违背了合适和逼真。

（2）如果不能够的话，人们又怎么会欣赏这样丑的艺术形象呢?他的回答是强调这样一个原则：美是一回事，美的模仿又是另一回事。

他在《宴会上的问题》中对此作出了回答，他声称：从本质上来说，丑不可能变得美，但是模仿品如果是酷肖的话，是可以受到人们赞赏的。

丑的东西的影像不可能是美的影像，如果它是美的影像的话，它就不可能适合于或符合于它的原型。

美和模仿得美（即模仿得成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人们之所以赞赏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中的这种形象，其原因就在于艺术家的技巧对人们的理智来讲具有一种相互吸引性。

[32]

普卢塔克这里强调的原则是：美是一回事，由于对这种美的摹仿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又是一回事。

他并举了一系列的实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声称：人们喜欢看表现恐怖事物的图画，如公元前1世纪时希腊画家蒂莫纳科的《美狄亚杀子》、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希腊画家泰奥内的《俄瑞斯忒弑母》和帕拉西奥的《乌利塞装疯》。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喜欢听猪的嚎叫、机器的轰鸣、风的呼啸和大海的怒吼，但人们都喜欢听帕麦诺模仿得极为相似的猪的嚎叫，以及泰奥多罗模仿的同机器噪声一样的声音。

[33]

尽管，普卢塔克在措词用语上是不够严密的，但基本上仍处于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水平上。

普卢塔克所说的，本质上仍然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同样理由，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也是人们的理智对艺术家的技巧的反应，而不是艺术家的理智同他所描绘的事物的意义之间的一种相互吸引性或亲和力。

他明确表示，这种对大自然的感觉—知觉，同艺术家给予我们的东西是相同的：

这同一的、由那感性知觉而来的经验，不会如此动人心弦，若人们不同时意识到，那情节是在委言婉语，或是加意渲染中开展、进行的。

[34]

也就是说，在艺术家给予人们的东西的内容中，并没有任何由于通过人的心灵而产生的成分。

正像鲍桑葵所指出的那样，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人们在当时知道那个表象究竟是大自然的事物的表象，还是人为的事物的表象。

[35]听众之所以喜欢帕麦诺这个口技者模仿的声音，是因为这个口技者抱着幽默者的意图，将所模仿的声音加以夸张。

尽管普卢塔克在这个问题上，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处于与亚里士多德同一水平上，但毕竟有所进展，他已经意识到艺术中的丑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尽管他没有将美学问题同道德问题明确而又充分地区别开来，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他毕竟明确地提出了这个真正的美学问题：丑的东西，如果用适合于它的方式，即不加歪曲地再现的话，在艺术中能够成为是美的吗?普卢塔克的回答是：它仍然是丑的。

但是，我们理所当然地由此对它产生快感，因为要认出这是一个肖像，就需要有智慧。

其原因正像鲍桑葵所揭示的那样：因为，临摹的能力乃是智慧重新创造的能力的一个阶段。

因此，既然普卢塔克认识到临摹丑的东西的技巧理所当然地给人以快感，这种认识里也就蕴藏着进一步认识的萌芽，那就是，表面上很丑，但在艺术中可以受到赞赏的东西中，就包含着训练有素的知觉，可以当作美来加以欣赏的某种东西。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