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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阿多诺 现代性批判与否定的美学（第1页）

第五节阿多诺：现代性批判与否定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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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多·W·阿多诺（TherundAdorno，1903—1969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宗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父亲为犹太富商，母亲为歌唱家。

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兼修哲学、音乐、心理学、哲学，1925年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获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以论文《克尔凯郭尔：审美建构》取得大学授课资格；1938年流亡美国，作为纽约社会研究所正式研究员从事社会学与哲学研究，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与霍克海姆等一起重建社会研究所，1959年接替霍克海姆继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69年年初与左派学生发生冲突，不久在瑞士于抑郁中去世。

阿多诺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与霍克海姆合著，1947年）、《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年）、《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年）、《音乐社会学导论》（1962年）、《否定辩证法》（1966年）、《美学理论》（遗著，1970年）等。

一现代性批判者

阿多诺涉猎广泛，在哲学、社会学、音乐、文学等领域都有深刻思考和重要贡献，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化身”

[1]；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法西斯主义、奥斯维辛大屠杀、斯大林主义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工业，阿多诺终其一生不曾钝弱其激烈的社会批判锋芒，被称为20世纪独立批判思想家的代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分析家”

[2]实为名至实归，而其诸如“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之类格言也为后世广为流传。

阿多诺生前即为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宗师，其去世被认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

[3]，身后又因其批判的激进、文风的奇诡以及理论话语的深刻和复杂而陷于阐释性争议之中，以至于被认为“20世纪晚期很少有知识分子像阿多诺那样受到如此大的批判性关注”

。

[4]在阿多诺著作阐释中，美国新左派发现了政治批评，文化研究阐释出后现代主义，反对哈贝马斯的看到了后结构主义，阿多诺的支持者则呼吁回到阿多诺的回归。

[5]阿多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抑或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这成为后现代语境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不同的阿多诺传记作者对于阿多诺有不尽相同的定位。

在耶格尔那里，阿多诺是“英勇的现代派”

[6]，在魏格豪斯那里，阿多诺是略有疑惑的现代主义者[7]，而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专家马丁·杰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显得更为审慎，“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后现代主义这个争论很多的词，把批判理论径直简化为它的导论无疑是错误的……阿多诺坚持高低艺术的分野，热衷于以贝克特、卡夫卡和勋伯格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反对文化工业的平整化影响，这些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抵制把自己批发成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

然而在某些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中至少有几个人，其总的理论轨迹可以说为后现代转折准备了基础”

，“最明显的是，他们逐步放弃了人类即将解放的乐观信念，此一信念的基础，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整个族类进步的单一故事，这与放弃任何元叙述，特别是以救赎为高峰的元叙述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是一致的。

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财富，他们喜欢的上升、衰落和重现的复杂故事，都常常为后现代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甚至相互矛盾的吸收。

再有，对西方传统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激进批判，《启蒙辩证法》以其对神话和理**织的灰暗沉思对此作了广泛的详细论证，这和后现代主义对各种理性的怀疑是潜在的一致的。”

[8]利奥塔自己承认：“人们现在带着这些名字（德里达、赛尔斯、福柯、列维纳和德鲁兹）来阅读阿多诺——像《美学理论》、《否定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等——时，会感到这些著作预示了后现代的一些要素，尽管它大部分仍处于缄默或被拒绝之中。”

[9]

杰伊的审慎与利奥塔的坦诚都自有各自学理上的根据，不容否认的是，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存在诸多相似性，正如杰伊所指出的，放弃人类解放宏大叙述、批判工具理性，另外还有关注概念的语言性、强调他者的意义、反对同一性哲学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言，说阿多诺与德里达具有一定的可比性[10]是可信的。

另外，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同样十分的明显，比如对待乌托邦的立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哲学的存弃等。

对于许多人来说，《否定辩证法》“似乎也提供了与德里达和解构公认的家族相似性”

，然而，二者之间的“‘对话’并不能期望通过去除基本差别而建立十分牢固的基础”

，“阿多诺的基础问题式在某些方面”

并非更接近德里达[11]，这一左右兼顾的态度与马丁·杰伊的审慎是一致的，恰说明阿多诺之与后现代问题的复杂。

与阿多诺的后现代主义问题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所谓“后现代中的阿多诺”

。

这一提法来自美国学者詹姆逊，他将阿多诺及其辩证法置于晚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进行了讨论，并用“后现代中的阿多诺”

为结论部分的标题强调了阿多诺之于后现代的现实意义：“当强有力的和对立的政治潮流仍然存在，阿多诺变化无常和刚愎自用的消极无为会使局外的读者偏离这些潮流，所以阿多诺是一个可疑的同盟。

既然那个潮流本身目前处于休眠中，那么他的愤怒是一个使人感到高兴的以毒攻毒，适用于‘所是之物’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