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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狂欢化诗学（第3页）

巴赫金进而把狂欢的解构性引入小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

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

[22]首先，在狂欢化的复调小说中，谈话的人、论题和谈话对象都成为开放的能指，每个因素的意义和价值都建立在它与其他因素组成的结构系统之上，借助其他因素的映衬和反射体认自身。

其次，所有的小说构成更大范围的关联世界，不同小说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呼应，彼此确认。

再次，小说超出自身界限，与它存在于其中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

这样，与不同因素形成不同联系，从而获得不同的自我认知。

没有哪个因素具有预先被规定的性质和明确无误的意义，它们被清除了权威地位和规范价值，相互平等，各自独立，在开放的状态中永无完结。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不仅拉伯雷，而且拉伯雷以后自17世纪至20世纪，许多大作家的创作都与狂欢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伏尔泰、狄德罗、霍夫曼、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

在巴赫金看来，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是一部具有浓厚狂欢化文化色彩的复调史诗，以普希金、果戈理等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也反映出狂欢化的文化传统。

特别是，他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庄谐体文学的关系，指出，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是狂欢化的文化传统。

从欧洲诗学理论的发展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根据这一理论，诗学是一种严格规范性的范畴，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写作文体和创作风格均有“高雅”

和“低俗”

之分。

在这里，“高雅”

部分自然被奉为正宗，拥有绝对权威，比如，诗歌就被视为比小说和戏剧更“高雅”

的艺术。

笑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俗文学。

巴赫金发掘人类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

，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

。

应该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理论的颠覆性赢得了当代西方文论界的青睐。

总起来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人类的笑文学。

主张从狂欢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创作体裁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强调狂欢化文学传统是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为笑文学正名。

第二，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等，否定或动摇文学艺术创作形式中的一切权威性，反对传统诗学理论重“高雅”

文学（如史诗等）、轻“低俗”

文学（如小说等）的美学立场。

第三，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

如各类文体、各种语言（口语、俚语、行话、方言等）、各种手法（反讽、夸张、讽刺、幽默、调侃等）的相互联系。

第四，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运用超语言学的方法，重视语言环境和话语交际分析，走出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