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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02（第6页）

著称的乔治·普莱（GeesPoulet）。

普莱的“意识批评”

与新批评根本不同，不是执着于单个文本的语言，而是回到作者，认为作家的意识有其整体性，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是其整体意识的不同面貌和方式的展示或显现，因此，文学批评的目的不在于阐释、评判个别文本，而是要完整地“界定作者的心灵”

；批评家应当透过一位作家看似纷繁复杂乃至自相矛盾的众多作品，“找出创作者内心原切的整体”

。

普莱指出，阅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给人以接近他人思想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无须离开自我，也无须放弃自己的内心死心爱国，如人们所说，‘投入’阅读的人仅凭此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他的精神与之相呼应。”

[137]普莱的观点对米勒影响极大，并促成了他学术生涯上的第一次转折。

这在他的《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米勒“敬献给普莱”

的这部著作，就自觉遵循了普莱的“意识批评”

的原则。

米勒认为狄更斯的“所有作品构成一个整体，有上千路径从此整体中辐射而出，从其作品的每一事件与意象中，可以看见作家连续创作的核心是一种无法触摸到的组织形式，正是这种组织形式不断地支配其遣词造句”

。

具体来说，他通过分析狄更斯全部小说文本之后，认为作者的关心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问题：寻找能赖以生存的地位身份”

，这在其早期小说中，集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截然不同，被深锁在个人怪癣的扭曲现象中”

这一总主题，如《马丁·邱治威特》表现除了依附于社会“取得伪装身份外，别无他途，虽然这种伪装身份是欺骗行为和寻求自我的作假”

；《大卫·考伯菲尔》与《董贝父子》则展现出“从依赖于亲子关系转为依仗成人的浪漫爱情来逃避孤独”

这样一个意向；《凄凉之屋》、《小多瑞》、《孤星血泪》等，透露出狄更斯对社会邪恶的控诉及对单凭自身力量（特别是爱情）难以自救的思考；而到《知心朋友》中，狄更斯更流露出对心灵美、善的超越性的绝望哀痛。

[138]米勒就这样在解剖狄更斯众多早期小说的基础上，发现了他那苦苦探求人们生存之路的心灵的整体。

比起其博士论文《狄更斯的象征意象》来，《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一书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水准。

米勒自己坦承受到普莱的影响：“他的著作对我的著作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譬如我努力修改我的博士论文，让它成为一本出版著作。

我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来改写，包括在威廉斯学院那年以及在霍普金斯的第一年里，以至于我的第一本书，尽管也是论狄更斯的，但与博士论文已经面目全非。”

[139]在稍后的《神的隐没》中，米勒也用意识批评方法对五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罗伯特·勃朗宁、艾米丽·布朗蒂、马修·阿诺德和曼雷·霍普金斯——的作品进行整体性分析。

他从海德格尔提出的神人同在、可经验到神力的“原始世界场景”

出发，认为在近代作家那里，神已隐没、消失，只有孤独的自我和相对的历史主义世界，而上述五位作家面对无神的世界，采取浪漫主义态度。

他说，这些“浪漫主义者仍然信神，他们无法忍受神的退隐。

他们不惜代价仍然企图重建与神的交往沟通”

；“浪漫主义把艺术家定义为创造或发现迄今尚未被人理解的象征的人，正是这些象征跨越鸿沟，建立了人与神的新关系”

。

[140]按照这一总的精神，米勒具体分析了每位作家如何在自己作品中开辟与神沟通的道路，以部分回复对原始世界场景的体验。

[141]不过，米勒在接受普莱的影响时，并未忽视对文本语言的细读，而只由此入手，来窥视每一位作家的心灵整体。

到60年代中期的《现实的诗人》，米勒把《神的隐没》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应用到现代诗人如叶芝、史蒂文斯等人身上，认为他们的“起点与基础从神的隐没转为神的死亡”

，他们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忽视了谋杀神的正是他们自己，结果，当神及天地的创造成为意识的对象，人便成了虚无主义者，人只有放弃自我，并像史蒂文斯所说的那样“赤脚走进现实”

——在这“现实”

中，“物体以原本的面貌、以其存在的整体展现自己”

，“在这新的空间里，心灵散布于万物中并与之结为一体”

，而不再是心物二元对立——这“就是20世纪诗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