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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8090年代的前沿思潮（第2页）

[1]强调文学文本性的典型代表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兴、在20世纪40、50年代盛行于英美的新批评理论。

这种理论排除作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对写作的影响，认为文本本身构成了一个与其他外在因素无关的完整客体，而阅读和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构成文学文本的统一主题及语言特征。

但是，传统文学研究王国自50、60年代起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

60年代在英国和北美校园兴起的亚文化运动以挑战一切学术霸权的面貌出现，质疑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传统。

与此相应，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兴盛，包括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等，逐步削弱了经典文本的神圣光环，为进一步消泯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铺平了道路。

在理论方面，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很快在欧陆、英国、北美批评界蔚然成风，彻底取代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学研究。

欧陆文化研究的理论重心集中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理论化。

60至80年代，罗兰·巴特将结构语言学引入文学研究，同时亦旁及对日常生活和现代文化经验的分析。

同样，意大利文化批评家乌姆贝托·艾柯（UmbertoEco）亦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漫画、侦探小说和迪士尼乐园等进行细致分析，为文化批判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70年代以来欧陆理论家对马克思、弗洛伊德的重读则赋予两者以新的活力。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阐释突出强调语言和主体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空间。

鲍德里亚（Baudrillard）对马克思的重读则旨在突显消费环节中文化产品的意义，同时运用指涉理论对商品加以再认识。

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再阐释意在突显潜意识层面语言和主体形成的复杂性，在“想象”

（imaginary）和“象征”

（symbolic）之间重构失落在父权文化统治下的个体。

50年代以来欧陆文化研究和批判的另一走向是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理论和以米歇尔·德索托（MicheldeCerteu）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理论。

前者关注权力与知识生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同构关系，而后者则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体系对日常生活和空间的控制以及个体对这一控制的战术反抗。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则以“公共空间”

概念为中心发展出一套与法国、意大利理论家既相联系、又独树一帜的文化批判理论。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建立在关于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理论的探讨上，其关注的焦点是阶级问题。

不同于欧陆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大多具有文学研究背景。

他们不满于建立在阿诺德传统之上的“高雅文学”

批评，试图重新定义所谓的“正宗”

文化观念，将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实践纳入研究领域。

以此为出发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对象亦从文学文本向媒体文本倾斜，杂志、报纸、电影、流行歌曲、电视等替代了以往备受尊崇的经典文学文本。

第一代文化学者包括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Hoggart）以及E·P·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

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和文化消费的考察研究以及强调文化、意识存决定阶级属性方面的论述为英国文化批判理论设定了基调。

继之而起的围绕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所形成的伯明翰学派，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为代表，将协谈（ioance），特别是意识形态观念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为英国文化研究烙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印记。

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是，伯明翰文化学派明显受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对意识形态观念的重新界定更多来自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同时也与葛兰西的“霸权”

（hegemony）观念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