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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文化批判疆域的拓展 新技术和新媒体空间（第6页）

以巴特关于“可书写文本”

的描述审视用互联媒体所设计的文本就可以发现，电子超文本允许单个作者或一群作者将文件和其他重要信息联成一体，通过相互关联的一些资料创制不同的进入或退出途径，而读者则可以自由和非线性地浏览经过联结的文本，获得比阅读古典文本更主动的审美经验。

坐在电脑屏幕面前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改变字词的大小和显示风格，尽管他或她仍不可能永久性地在所阅读的文本中加上自己的烙印，暂时的改变却并非不可想象。

最重要的是，以电子媒介置入电脑网络或光碟的超文本具有相对广袤的开放性，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多重切入文本的角度，另一方面因为其载体的特殊性预设了可供读者解构和重新拼接的机制。

电子超文本同样具有德里达、巴赫金等批评家所提出的“互文性”

、“多声性”

以及“非中心化”

等特征。

德里达解构哲学在强调文本开放性的同时，特别注意到各个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对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内外的区别提出了质疑。

他对文本的构想，集中在所谓的“分解方法”

。

也就是说，文本并非由某一相对完整的写作构成，而是一群离散的阅读单位，不仅本身可以被瓦解，而且与文本之外的东西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阅读文本的经验恰似品尝食物，是与味觉相关的咀嚼和吞咬，而咀嚼所需要的牙齿则相当于文本中的引号和括号，将文本外的语境释放出来。

在论及电影文本与印刷文本的区别时，德里达使用了“集合”

（assemblage）这个词，用以说明电影语言中的拼接和蒙太奇效果。

实际上，他对“集合”

概念的认识，同样适用于文字文本。

一种类似蒙太奇的印刷文本具有互相交织、互相缠绕的特征，它像一个密织的网络，将不同感觉、不同力量的线索和条缕编织在一起，又随时可以被拆散和分离。

与“集合”

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互文性”

，它指向文本和文本之外的更广泛的指涉行为或文化符号的使用，以崭新的文本话语文化关系取代传统上作者作品读者的三维联系，并将经典意义的文学史演化模式改写成一个带有结构性或共生性的文学符号体系。

这一文本战略变化所带来的最显著的效果乃是将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以及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开放的、具有无限关联性的符号的集合。

兰道认为，电子超文本从本质上说正是德里达“互文性”

观念的最佳体现。

进一步说，超文本比一般以纸张装订的文本更富有互文性。

某一以超文本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小说，不仅可以联结该小说所提及的材料，而且能够将读者导向小说作者的其他作品及其评论，甚至加入文字以外的声像资料，并允许读者根据其对文本的理解将其他相关的指涉行为结合进关于该文本的互联网络中。

阅读经验表明，超文本对文本外资料的引入并不会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单一文本中扯开。

相反，它有助于读者以更积极的态度进入文本，在联系、比较以及互相影响的网络体系中更清晰地介入到文本之中，并进一步验证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关于理想文本的论述。

同样，超文本的阅读经验亦使人联想到巴赫金所提出的“众声喧哗”

。

巴赫金描绘的理想小说，是一部具有对话性、多声性以及多重嗓音的作品。

它不是由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或以某一支配的意识系统将其他相异成分纳入其轨道，而是一种在多重并彼此独立的意识体系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多元整体。

超文本的“众声喧哗”

，表现在它不允许有一个独裁性质的单一嗓音，总是持续不断地处于焦点的游离和重新生成以及切入途径的转变之中。

与“互文性”

和“众声喧哗”

相仿佛的是超文本的“非中心化”

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