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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文化批判疆域的拓展 新技术和新媒体空间（第8页）

这一对既成秩序的挑战当然会受到某些保守力量的非难。

兰道认为，正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指出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具有政治性，超文本也不例外。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在强化某一部分人权利的同时，削弱另一些人的占有权。

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和数码化赋予那些能够及时掌握该技术，并能有效使用和进入其中的人以权威地位。

这样，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超文本是否会取代传统文本的地位，而是电子新媒体究竟将赋予哪一方面的群体以权利。

随电子科技发展而诞生的超文本带给传统文本最大的冲击恐怕是对阅读者权利的空前肯定。

换句话说，电子超文本带来的是个人权利的增长和个人自由度的强化：“从写作到超文本的信息技术史显示了权力不断民主化与分散化的过程”

；“印刷技术与文化史同样显示，如果超文本在文化上占据支配地位，那么它将使大量的人（解放出来），或是从事新的工作，或是更加容易地继续旧的东西。

更进一步，正如（欧洲）文明向印刷文化转型时所经历的那样，信息领域的变革或许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文本……以回答学院外阅读者的要求。

这些阅读者长期以来不仅被自称为懂得他们真正需求的文化精英们排斥在文化之外，而且一直是被讥嘲的对象，（尽管）他们构成了真正的意义上的‘人民’。”

[43]

兰道对超文本的描述及其前景的预测也许过于乐观。

二十多年来通讯和信息科技的发展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现实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颠覆了西方文明中许多理论假设和思维方式，但科技发展和超文本的诞生并不必然允诺问题的终结。

与许多现象一样，科技与超文本同样具有两面性，它们可以强化某些力量，但也可以弱化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

比如说，电子虚拟空间的诞生或许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共享、信息共创的需求，使他们得以在不受时空制约的条件下自由驰骋。

但这种自由的取得并非没有代价。

对虚拟空间的沉迷也许会使人们忘却活生生的现实，分散人们对真实社会矛盾的注意力。

虚拟空间和电子超文本往往编织的是一个无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差异的美丽神话，而可以触摸的物质世界却指向性别差异、种族歧视以及阶级纷争。

一如传统权力机构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虚拟空间和电子超文本中同样存在控制和审查机制，并没有绝对的自由使用和自由遨游。

更重要的是，将电子超文本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兴盛的文明现象（如电视、高速公路和购物中心等）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构筑一系列“非空间”

的空间，将某种虚构小说的效果烙印在主体意识中，使之产生游离于此在之外的精神恍然。

纵横发达的高速公路解构了传统意义的都市概念，飞速运行的车流将人们从此空间送到彼空间，却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人际接触。

购物中心以封闭的建筑、自成一体的结构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游离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形成类似中世纪城堡般的魔幻现象。

置身其间的消费者，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提供的丰富商品，企图重新找回后都市时代业已失落的社群感。

电视媒体二十四小时不断播放的“声像流”

，披着直接面向观众说话的伪装，单方面霸道地吞食观众的此时此地，代之以超现实的、与众具体情境毫不相关的时空话语。

同样，电子超文本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联系、分散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

只有在充分意识到电子超文本这一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新媒体才能真正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和积极介入现实的接受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曙光。

[1]安东尼·伊斯特霍普：《从文学到文化研究》，11页。

[2]威廉斯：《关键词》，198～199页。

[3]威廉斯：《文化与社会》，289页。

[4]同上书，304页。

[5]威廉斯：《2000年》，135页。

[6]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08页。

[7]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等编：《礼仪的反抗：战后英国青少年次文化》。

[8]参见迪克·海布迪吉：《次文化：风格的意义》。

[9]参见费德勒：《费德勒论文集》，第2卷，454～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