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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后现代和左翼政治（第1页）

第一节后现代和左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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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在1968年“五月风暴”

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到来前夕辞别了这个世界，“五月风暴”

对于利奥塔和他的思想，对于后现代理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难忘的。

尽管在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过程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但所有那些人，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最积极的批判者哈贝马斯，也无法否认“五月风暴”

在他们心路历程中烙下的深深的印迹。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闪烁不定，但是，不管对于“后现代”

的界定如何歧义纷呈，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五月风暴”

不仅为“后现代主义”

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实践动力，而且也充当了“后现代主义”

理论家们的思想熔炉。

“五月风暴”

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在那一时刻，妇女得到了解放，性行为变得空前自由、随便，工人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符合人性；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和他那些不肯屈就于“后现代”

名下的同事们决定不再紧随他们前辈的足迹，不再卷入同样日复一日的“学院政治”

体制之中。

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哈贝马斯、福柯、鲍德里亚、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凡蒂莫等当代思想大师，都分享了与“五月风暴”

相随共生的社会思想资源。

布尔迪厄在《学术人》的英文版前言中曾分析过他们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他认为福柯、德里达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原本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才不得不为的事。

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这一代人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

然而，他们这一代人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

中他们看到并经历了这一传统的统治地位的塌陷，因而都被引向了反体制的道路，这一反叛的根源存在于他们与作为一种体制的大学的关系之中。

这一反叛的姿态通常是被作为一个自由降临的、自由决定的选择来体验的，甚至被作为多少有点“英雄气概”

的决裂来体验的。

但布尔迪厄却认为这一反叛姿态其实是被社会历史决定的，正是他们所处的奇异位置，使得这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变成了一个可以作出选择的选择性。

费里和雷诺在其合著的《六十年代的法国哲学》一书中断言：“我们如今看作‘一代哲学家’中最典型、最基本的作品，事实上几乎都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同时期的。

不是刚好发表在‘五月风暴’之前，就是紧接其后。”

福柯继1961年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之后，1966年发表了《事物的秩序》，1969年发表了《知识考古学》。

阿尔都塞1965年发表了《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发表了演讲《列宁与哲学》和《黑格尔之前的马克思》。

德里达1967年发表了《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声音与现象》，1968年10月德里达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人的终结》时，特意解释了“五月风暴”

为他的这一演讲所带来的“历史性的和政治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