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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凡蒂莫的后现代性美学理论（第1页）

第五节凡蒂莫的后现代性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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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意大利最重要、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家乔万尼·凡蒂莫（GianniVattimo，1936—）以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不仅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一位杰出的理论代表，而且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布尔迪厄等后现代主义大师一样，凡蒂莫也是1968年“五月风暴”

的产儿，他1974年出版的《主体与面具》一书，欢庆了资产阶级主体的消亡，在这部将马克思与尼采的概念熔于一炉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凡蒂莫与他同时代人所共享的激进主义情愫。

但是，凡蒂莫以后的思想发展与他的法国同行们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颠覆而将真理、理性、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排除出自己的理论视野，相反，他试图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下重新思考同行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这一系列理论问题。

正是这种极富创见的理论思路和非凡的学术勇气，使得凡蒂莫在当代人文科学领域发出了不容忽视的独特声音。

凡蒂莫令人惊讶的学术兴趣，也许与他深受德国思想传统的熏陶不无关系。

凡蒂莫1936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市，50年代中后期进入都灵大学学习，师从帕瑞森（LuigiPareyson）。

帕瑞森是意大利40年代初期最早发现存在主义的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之一，他还首次把海德格尔和阐释学原理引进到当代意大利哲学。

凡蒂莫完成博士论文后，于60年代初期来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继续深造，师从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凡蒂莫的研究兴趣开始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哲学上，尤其是阐释学和本体论。

从1963年发表的一篇带有传统的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思想的论文《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和语言》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海德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尼采的文章。

1965年，凡蒂莫的论文曾在海德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受到高度赞扬，这是他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

当帕瑞森从都灵大学的教职上退下来时，担任帕瑞森多年助手的凡蒂莫接替了他的教职，从1981年起他一直在都灵大学担任理论哲学教授。

凡蒂莫在意大利思想界的迅速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思想界的发展历程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急于摆脱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幽灵，战后意大利的思想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导向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是这一努力所产生的令人欣慰的结果，以艾柯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使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举成为战后意大利输出的最成功的文化产品。

然而，凡蒂莫有关现代性终结的思想，却彻底打破了这一祥和有序的文化格局，凡蒂莫的思想搅乱了整个8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界，他在1983年结集出版的论文集《衰弱的思想》，当即引发了一场尖锐的公开论战。

1985年凡带莫出版了著名的论文集《现代性的终结》，三年后出版的该书的英译本，成为凡蒂莫在英语世界问世的第一本著作，而在此之前，他已有两本著作出版了法译本。

可以说，凡蒂莫的国际性影响是从西欧开始迅速波及南北美洲的，而他1992年出版的英译本《透明的社会》更是激起了英语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

凡蒂莫具有影响力的英译本著作还包括1993年出版的《差异的冒险：尼采与海德格尔之后的哲学》、1997年出版的《超越阐释：阐释学对于哲学的意义》、1998年与德里达一起编辑出版的《宗教》、1998年出版的《阐释学的后果》等。

凡蒂莫标志性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为理解现代性的终结及其对艺术和科学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和理论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蒂莫理论的风靡，与60年代以后法国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迅猛发展是遥相呼应的。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原本为理性所保留的位置，原本由历史循环论或普遍性的、非历史性的结构主义所保有的阐释权，不得不让路于对理性和真理等概念本身的质疑。

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样，这一质疑活动的资源同样来自于尼采（很大程度上）和海德格尔（较小程度上），而凡蒂莫长久以来一直专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研究，此时他开始以意大利哲学发展中的主要人物的姿态登场了。

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义复杂并且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

一词的拉丁文形式产生于10世纪末的欧洲，最初只是一个宗教性的术语，以后逐步扩展到文化和知识领域之中，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

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启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的工程，它包括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的建设。

[97]德国思想家西美尔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对现代性本质的理解也许是发人深省的，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

不过，大多数思想家都同意：现代性的开始引来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而这一形式又在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中得以呈现出来。

现代性本质上是动态的，使人们能够控制自然，能积极地改变社会生活，能通过民主政治和平地管理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现代西方政治自然地假定：诸如多数主义的决定与少数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紧张，将在政治—宪法领域内得到解决。

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现象上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险。

凡蒂莫在《透明的社会》一书的第一章中指出：“我们谈论后现代，是因为我们感到，现代性在某些关键方面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