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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凡蒂莫的后现代性美学理论（第5页）

三“后历史”

和“世俗化”

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一书的导言中解释了他所运用的一些重要的术语和概念，包括本体论、存在、虚无主义等。

在这些概念中，“后历史”

和“世俗化”

是两个具有组织性的关键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凡蒂莫从德国社会学家吉伦（ArnoldGehlen）那儿借用来的，吉伦1967年的论文《进步的世俗化》为凡蒂莫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凡蒂莫认为现代性的明确特征，是带有“进步”

和“克服”

这两个推论性概念的历史观念，而这是欧洲19世纪中叶至后期的实证论者和历史循环论者的典型的文化特征。

尼采几乎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对这种文化倾向采取了严厉的批驳态度。

凡蒂莫认为有意思的是：尽管尼采和海德格尔从根本上质疑欧洲思想和现代性文化的遗产，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同时又拒绝为批判地克服它而提出解决方法。

正如斯纳德指出的那样：“尼采和海德格尔都陷入了双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根据原则拒斥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样认识到这个事实，即‘克服’的概念属于那个相同的体系，因此也必须被排除出去。

由于这个两难困境以及由它产生的概念上的死胡同，因此无论对于尼采还是海德格尔都不可能鲜明地与现代性决裂，或鲜明地克服现代性，他们示意，我们不可能运用由现代性提供的思想和语言的哲学体系来思考出一条摆脱现代性的出路；目前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已‘克服’了现代性错误并且已发展到超越这些错误的体系，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运用现有的体系。

很显然这使尼采和海德格尔处于一个窘境之中，但正是这个窘境使得凡蒂莫把后现代性本身界定为一种对西方思想具有特别‘批判性的’关系，正是这个窘境开始起作用来分解现代性文化，同时又通过继续依靠它的哲学体系来延长它。”

[109]正因为这个原因，凡蒂莫把后现代哲学的出现定位在尼采所活跃的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之中。

凡蒂莫用“后历史”

这个概念来表述对“历史终结”

的体验，即对“现代性的终结”

的体验，“后历史”

体验的产生与人们对传统的历史观念的质疑不无关系。

凡蒂莫认为以往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往往为历史统一性、进步等知识形式所左右。

其实，历史是一个单一的、有机的过程的看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传统上被称为“历史”

的东西，其实是被零散分割的、对过去事情的记载，而这些记载已不可能再被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受一个诸如“历史前进的步伐”

这样的中心思想所控制的叙述。

另外，通过福柯等人的工作，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的统一性的意象有其虚构的基础，有关历史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仔细选择修辞学策略来说服读者的，这种修辞学凸现的是所叙述的事件的“真实性”

。

凡蒂莫认为有关历史的知识传统可能出现的最大危机在于：“进步”

的概念本身陷入了困境。

进步的概念是所有传统西方历史概念中的基础概念，它的形成和确立过程是与理性精神紧密相关的。

仅从法国的情况来看，早在1690年到1740年间，通过启蒙实现无限进步的观念就已经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圣·彼尔（Saint-Pierre）深受这种思想氛围的熏陶，将进步规定为社会趋向完美，他在《理性的持续进步概观》中认为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随着时间而不断成长，他首次用确定的期限表达了人类进步的远景。

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伏尔泰则在《论普遍史和各民族的风俗精神》中，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进步论，并运用历史事实和历史证据对其观点进行有力的支持，他坚信理性和工业将始终处于越来越快的进步中，有用的艺术将被改进，使人痛苦的邪恶、使人蒙昧的偏见，在人们用理性管理国家以及哲学广泛传播的时代将会逐渐消失。

当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沉浸在热情颂扬人类理性进步的乐观气氛中时，卢梭却以冷静的态度开始对启蒙主义进行反思，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认为历史处于退步之中，文明的“进步”

同时是人本身的退步。

不过，卢梭的思想并没有阻挡16、17世纪主要局限于知识领域的进步观念，向18世纪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扩展。

事实上，这一工作是由孟德斯鸠、伏尔泰、杜尔格积极推动，最后在孔多塞手上集大成的。

孔多塞认为人的能力的完善在本质上是没有界限的，实际上是不可预见的，这种进步或快或慢，但决不会退步，它仅仅受制于行星时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