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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布尔迪厄的美学和文化理论02（第2页）

布尔迪厄还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

布尔迪厄认为，虽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解。

经济资本不加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的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

另外，资本传递的损失率与隐蔽性成反比，文化资本传递的高度的隐蔽性的代价，就是高风险性，因为体制化形式的学术资格，既不能像贵族头衔部样传递给后代，又不能像股票、证券那样任意转让。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了他对现代社会分析的中心。

布尔迪厄力图通过文化资本理论来揭示社会运作的机制，他把文化资本看成是人们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结果，深刻地指出了：文化资本已经注入人际关系中人们对要求什么和能够得到什么的预见之中。

行动者即使在特定境遇中的“即兴”

发挥，依然是在定化资本的背景中展开的。

因而，一个白领人士比一个普通打工者更容易与经理、律师等权威人物相处，因为他们共享了某些价值观念、生活体验和教育背景。

这些文化资本甚至不需要被真正地意识到，就会简单地显现在个人的行为之中。

总之。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文化资本这一最隐蔽的资本存在入手，深刻剖析了社会资源排他性占有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从而窥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竞争和自由主义的幻象。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分析资本的积累和传递的时候，有过于强调客观性力量之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主体性的创造力量。

五摄影和艺术博物馆

《摄影：中产阶级艺术》和《热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这两本90年代初才被译成英语的著作，其实都是布尔迪厄在60年代中期完成的工作，它们不仅展示了布尔迪厄对于文化场长久的兴趣，而且描绘出了布尔迪厄从阿尔及利亚的人种论研究到《区隔》之间的思想发展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所选择的讨论对象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博物馆和摄影这两种文化形式，从经济角度看都很便宜，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平等地向所有的团体和阶级敞开了大门。

《摄影：中产阶级艺术》是一本有关摄影的论文集，由布尔迪厄和他的得意门生波尔坦斯基（Boltanski）等一些研究者合作完成的，书的一开始是对布尔迪厄人类学框架的简短讨论，并展开了这样一种观点：摄影从技术和花费角度看，是人人都有能力去做的一件事，因而“摄影作为一种实践或作为一种文化工作，是以一种享有特权的认识（或理解）手段而出现的，是以最真实的表达方式而出现的，是以不同团体或阶级的美学（和伦理学）、尤其是以大众‘美学’的方式出现的，而大众美学又可以在摄影中得到充分展现”

。

[138]

《摄影：中产阶级艺术》具体研究了三组照相机使用者，他们分别是比安的村民、雷诺工厂的工人和里尔摄影俱乐部的成员。

研究结果表明：阶级决定论通过“通体象征主义”

和个人实践的调节，建构了“什么是可以被拍摄的”

、“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主题。

这部分地是由关于“构成”

（position）规则的概念所界定的，即什么场合可以或应该被作为荣誉性的摄影的认识对象。

显然，摄影与家庭生活及其相关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农村，照相机的界定作用就是：隆重庆祝和记录“社会生活中的团体成员庄严地团聚在一起的那些**时刻”

[139]，例如婚礼、洗礼仪式，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仪式（葬礼除外）。

而神职人员也常以农民的方式来从事摄影活动，因而他们也同样不再能够享有那种与摄影简单、直接、也许是舒适的关系。

对于白领工人来说，虽然这个团体知道存在着“学术性文化”

，但他们却不能确定他们对它的态度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而摄影恰恰揭示出了这个团体与“学术性文化”

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

更宽泛地说，摄影本身的文化地位也是暧昧的，而且充满歧义。

如果说摄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也只能算是一门小儿科的艺术，因此，“不规范和不胜任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对于艺术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