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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6页）

“从现代性观点来看，知识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必须加以反对并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克服的问题；那么，从后现代性观点来看，知识的相对性却是世界的一个永久性特征。”

[163]

值得注意的是，鲍曼并不是从截然对立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

的。

他认为不能用区分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他所说的“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

，另外，“现代性”

和“后现代性”

也不对应于“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

，即使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那也只不过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最近三个世纪西欧历史（或西欧统治下的历史）进行理论化总结的结果，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或后现代性的。

事实上，这两种实践在历史中是并存的，因而即使将“现代性”

或“后现代性”

作为知识分子实践的历史分期标准，也只意味着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某种实践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某种趋势或潮流。

五立法者和阐释者

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现代性策略，可以由“立法者”

角色这个暗喻来最佳地体现出来。

立法者角色是由权威性的陈述所构成的，这些权威性的陈述充当了意见不一的争论中的仲裁者，并选择和确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有约束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仲裁的权威性，是由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掌握更多、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所合法化的。

也就是说，知识的拥有程度从程序性的规则角度，确保了仲裁的权威性，因为程序性的规则保证了真理的获得，保证了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到来和恰当的艺术品位的选择。

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

“正是运用这样的程序性规则，使得知识分子（科学家、道德哲学家、美学家）成为与维护和完善社会秩序直接（并且关键性）相关的知识的集体拥有者……知识分子就像他们所创造的知识那样是不受区域化的、地方团体的传统约束的，他们与他们的知识一起享有治外法权。

这就赋予了知识分子以权利和义务来使社会各界所持有的信念变得有效（或无效）。

事实上，正如波普尔所说，证明根据不足或毫无根据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程序性规则最擅长的。”

[164]

在鲍曼看来。

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后现代性策略，是由“阐释者”

角色这个暗喻来最佳地体现出来的。

“阐释者”

角色所要做的是翻译以某个团体为基础的传统内部所作的陈述，使这些陈述能够在以其他传统为基础的知识系统中被人理解。

这条策略不是为了选择最佳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治的参与者之间的交流。

它关注的是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

它激发出深入到相异的知识系统中去的需要，并力图维护两个相反传统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的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对于信息（从发送者发送意义的角度看）不被扭曲和被（接受者）理解是必需的。

“极具重要性的是，必须看到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包含排除现代性策略的意味；恰恰相反，没有现代性策略的延续，后现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构想出来。

一方面，后现代性策略要求放弃知识分子自身传统的普遍性雄心，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放弃知识分子针对自身传统的普遍性雄心，在此处，他们保持着超级专业人员的权威，这种权威使程序性规则通过立法得以成立，而程序性规则又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仲裁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作出有约束力的陈述。”

[165]

鲍曼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对于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合适的，正是这种不合适使知识分子构筑了当代的信心危机。

虽然知识分子的这种悲观和防范的心理是以欧洲文明的危机这一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立法者角色的深刻危机，以及专门扮演这个角色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