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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10页）

正如大卫·卡利尔（DavidCarrier）指出的那样：“美学判断直接包含了经济判断。

说服我们相信一件（艺术）作品是好的，并因此使艺术世界（即艺术的卖者与买者）确信它是很有价值的，是同一个行为的两种描述。

批判的真理对于艺术世界中人们所相信的东西而言是相对的”

，“当这些人中有足够的人相信某一理论时，这一理论就变成真实的了”

。

[179]

八文化和权力

对鲍曼而言，文化与权力是牢不可破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在不同的层面上探究文化与权力相结合的统一体。

在最深层的层面上，鲍曼通过对文化与权力在实践活动中的结合体的强调来克服传统的结构文化二元论，他认为青年马克思极具洞察力地强调过文化与权力在实践活动中的结合，而葛兰西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鲍曼曾试图使文化概念成为社会学工作的中心概念，他认为人们可以在文化概念中发现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最主要的方面，即人类生活既是被建构的，同时又是建构性的。

区分社会结构与文化，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础。

这种区分使得文化成为了对价值作判断的东西，而实证主义社会学又以涂尔干（Durkheim）的特殊社会或帕森斯（Parsons）的中心价值系统的方式，赋予了结构一种过分的坚固性和一种决定性特征，鲍曼在1976年发表的《朝向一种批判的社会学》一书中把这种思考方式称为“涂尔干—帕森斯式”

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心照不宣地把人类学对于一般社会的需要等同于对于特殊社会的需要，这样就把一种特定的现状当作自然的现状来呈现，因此，批判的社会学不能建立在此基础上。

同样，鲍曼也拒斥一种纯粹行为性的方法，如那种由现象学家和民族方法学（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提出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无视社会行为的被结构性，事实上，恰恰是这种被结构性提供了理解权力和不公平的途径。

当然，有些社会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现实，但他们仅仅把“建构性”

看作个人反思意识领域内部的一种发生，这样就把对社会的批判降格为对知识（认知）的批判。

文化与权力之所以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建构世界的能力，而这些人是为了（被替代了的）其他人这样做的，那些“其他人”

则发现他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早就为他们所建构好了，他们在建构世界方面所能做的远不如那些“建构者”

，显然，建构者才是更有权力的人。

鲍曼越来越倾向于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带有权力含义的普遍建构或建立秩序的动力，他曾这样说过，这种动力碰到了自身固有的限制，因而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因为想要建构或建立秩序的冲动总会带来新的“问题”

，或者带来进一步的紊乱。

尽管人类生活过程既涉及结构也涉及建构，但鲍曼显然把他的社会学视为是致力于尽可能充分地承认建构的程度。

人类生活是积极的、有意识的生活，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人类生活就是实践，因此，“不断的、无止境的建构活动构成了人类实践的核心”

。

[182]文化是结构，但更为根本的，是实践，也就是在减少不确定性的中性意义上的秩序建立。

在政治或伦理层面上，鲍曼则完全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为人类争取自由的活动中去，因为他把这看作是社会学的目的之一。

在鲍曼用英语写作的著作中，这种关于文化的元理论最初是在197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一书中从社会、历史的层面展开的。

首先，鲍曼抨击了那种认为文化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二元论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把文化与被称为结构的东西分割了开来。

在鲍曼看来，这一假定是结构功能主义及其镜像批判的那种冲突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每个人在中心价值系统中是否支持或分享的问题，或相反地，是否结构在胁迫人们成为同谋的问题，事情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其次，鲍曼在书中探讨了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葛兰西有关现存社会秩序进入并构成日常常识的概念，鲍曼认为现状是一种文化现实，任何将来对它的改变或替代都将呈现出相同的文化形式。

上述这两个论点都是紧跟着文化作为实践的概念，作为建立秩序的经验或建构现实的人类共同方式的概念的。

因此，文化不是某种附加到社会关系上的东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更难以对付，也更为根本性），文化是公享（分享）的社会存在的实体（substance）。

文化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主观的意义体验的客观基础，同时又是对非人道的、异化的世界的差观‘占用’（appropriation）。”

[183]基尔敏斯特和瓦科指出：“当我们反思下列事实，即文化这个术语在传统使用时既指秩序和可预见性，同时又指创造性，我们就能理解上面那句话的意思了。

在1973年发表的《作为文化的实践》一书中，鲍曼早就指出，文化的秩序作用在现代已呈现出奇异的国家资助的特征，以后这一思想又被鲍曼演化成关于园艺的思想，用来表明那种对所谓野生文化的反对。

在现代社会歧义的确成了问题，而铲除歧义也就成了一种使命，文化讨伐因而在发展，这一思想在鲍曼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与1991年的《现代性与矛盾心理》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只需注意鲍曼在《作为文化的实践》中提到过，犹太人是与有歧义的种类联系在一起的，或如萨特所说‘是高黏度的一类’，这样就不难理解鲍曼所说的歧义问题了。”

[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