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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第8页）

而这种对知识的支配常常通过借助个人的名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使他们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的化身。

对各学科知识的种种规则表现出一种非个人力量的“知识意志”

，起着决定各种知识的权力作用。

由此，福柯认为历史不是客观知识，不能成为科学。

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的世界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施与事物的“暴力”

。

不存在“客观的”

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

所以，在艺术中，一如在政治、科学中，通过话语而获得权力。

他论及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时指出：

事实上，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看作一系列不连贯的片断，其作用不是一致的和稳定的。

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认为话语的世界有被接受和被排斥之分，或者有主宰或被主宰之分。

我们应该设想这个世界由许多迂曲的因素构成，它们可以在不同的战略下发生作用……话语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屈服于权力……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互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削弱权力的基础并使之暴露，使之变得脆弱并可能遭受挫折……话语是在权力相关领域里起作用的战术因素。

[12]

在此，福柯论述了权力与话语的辩证关系：权力可以支配话语，但话语在一定条件下亦反作用于权力——强化或削弱它，但是无论如何，话语的权力性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福柯还以知识和权力为一对共生体，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

不过，福柯的“权力”

更有它的特别含义。

他指出，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的，亦不是分享的，而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

在他看来，权力是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的产物，它播撒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而永远不可能显现为一个特定的母题。

这就超越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话题。

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权力促生抵制力量，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

福柯说道：

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

毫无疑问，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

[13]

福柯认为，对权力的抵制点不失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

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

因此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

反观文学，它意味着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

伟大文学作品的理想形象，是超越了自身生产时空的世界图式，是超越时代的预言和神话。

如果一个古代文本在后来的年代中复生，它就再一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

联系福柯的话语和档案理论来看，福柯被认为是将文本性的概念扩大到经济、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这个大一统的文化话语不仅决定了每一个新的文本的生产，而且把它的当代性带进了所有新形成文本的发行和消费之中。

这样一种认为每一个文本皆出自、贯穿，并且回到一个文化大网络的思想，显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而与结构主义相区分，同时，它也对后起的新历史主义思潮有直接的启示。

五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

福柯直接讨论文学的比较突出的是《作者是什么？》（1969）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