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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其他女权主义批评（第2页）

这样，在一个地理空间中旅行就有了深广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

当然，这个自我并非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美国黑人的群体经验于一身的主体被认识的”

[41]；至于性欲，在黑人女作家作品中，一种反抗传统的**观在生长。

还有一位迈克多威尔（DeborahE.McDowell），眼光较为开阔，她认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不应只局限于黑人女性范围，也应从白人女性批评家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在批评中也不应局限于主题、意象研究，还应重视语言研究，“调查‘女性’语言的问题是重要的，这也许是等待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42]，她主张应吸收其他学科的女权主义者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

她甚至认为黑人男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应纳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范围。

这些意见对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显然十分有益。

女同性恋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中是地位最低下的，受到许多指责和污蔑，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女权主义批评的一脉。

对于何为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的问题，历来存在严重分歧。

一般认为作者或批评家本身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作品或批评就是女同性恋文学或批评。

但是，怎样才算“女同性恋”

？也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女同性恋特指女性之间的性关系。

另一种则力图扩大此概念的含义，如艾德里安娜·里奇提出了不同于女性性关系含义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

的概念，泛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范畴”

，“以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情感，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联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那么我们就领悟了女性历史和女性心理的深邃含义”

[43]，这样女同性恋生活方式就具有了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也就具有了女权主义的性质。

但这种泛化的观点又使女同性恋文学和批评与一般女权主义文学没有重要区别，因而也无单独标举的必要了。

还有第三种观点，是调和上述两种观点的，如莉莲·费德曼（LillianFaderman）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亦或根本没有性关系。

共同的爱好使这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

[44]这种折中的看法既使女同性恋主义不至局限于性关系的狭窄范围，又不至于过分泛化而失去其特殊性，因而较为合理。

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批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把异性恋主义观念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之采取激烈批判态度。

它认为父权制的二元对立预先规定了妇女只能在异性恋方式下生活，而异性恋体现为男权中心、女性受压，因此，反抗父权制，不能忽视对隐蔽在异性恋方式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

如里奇认为：“我们陷入了二分法的迷误，致使不能把这个制度当作整体去理解。

我们总是以‘好’婚姻对‘坏’婚姻；以‘恋爱结婚’对包办婚姻；以‘自由’的性关系对卖**；以异性恋的关系对强奸。

这个制度内的经验差别固然很大，但没有妇女选择的余地依然是被隐瞒的重要事实。”

[45]换言之，妇女只能在父权制异性恋的方式中选择，同性恋完全被排斥了。

在这个意义上，标举“女同性恋”

就有利于打破父权制下异性恋的单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