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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阿尔都塞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第5页）

，是通过一个不被意识到的过程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意识主体甚或主人，而实际上却是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奴隶。

“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

[51]正像在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中无意识外在于意识之外一样，意识形态并非意识的客体，而恰恰相反，它具有主体性。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既是体验性的，又是想象性的，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性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

。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矛盾范畴具有单纯的同一性，呈现出一元结构模式；而马克思的矛盾是复杂异质的，它们之间相互决定，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应该被视为“一个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

，社会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整体统一性，这是“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

。

按照多元决定论的观点，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决定关系，并赋予它特殊的能动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功能来看，“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

，即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并且把个人传唤为具体的主体。

“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个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这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都有一个中心，意味着绝对主体占据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的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用双重镜像关系把无数个人传唤为主体；于是，这个中心使主体服从于主体，同时，由于每个主体都能通过主体凝思自己的形象。”

[52]概括说来，第一，意识形态建构主体，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而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人‘构成’为主体。

在这双重构成的交互作用中存在着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无非就是它以这种功能的物质存在形式所发挥的功能。”

第二，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前提是将其自身预设为主体，换言之，把个人传唤为主体，是以一个独一的、中心的、作为他者的主体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特定意识形态，以此大主体为标准，所以社会个体被建构为具体而微的小主体。

第三，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过程是一个镜像复制的过程，这实际是拉康镜像理论的阿尔都塞式运用。

在特定那个意识形态中，个体被不断传唤期望，直到主体被臣服、主体之间相互确认以及主体自我确认，从而获得承认和保证，“结果是：主体落入了被传唤为主体、臣服主体、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四重组合关系”

。

[53]质言之，没有臣服就没有主体，但关键则在于：被传唤、被臣服之后向自动性臣服、无意识臣服的转换和实现。

质言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具有建构具体主体的主体性，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则表现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性，其内在机制被阿尔都塞概括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为此，它首先区分了马克思国家理论中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又进一步将国家机器区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

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前者意指政府、警察、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文缩写为AIE，英文缩写为ISAs）则与此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样一种现实，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

我给这些现实开出了一个经验性清单，它显然还必须接受仔细的观察、检验、修改和重组。

尽管有这种需要包含着所有保留意见，我们暂时还是可以把下列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的AIE，教育的AIE，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公会AIE，传播AIE，文化的AIE。”

[54]

首先，阿尔都塞反复强调，虽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并立的，但一定不能与后者混为一谈。

二者区别在于：第一，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单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

前者只有一个，后者却有很多；第二，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绝大多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属于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第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说，任何国家机器都既是镇压性的，也是意识形态性，根本不存在纯粹镇压性国家机器，也不存在纯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的运用镇压（包括肉体的镇压）来发挥功能，而辅之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其本身而言，大量并首要的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但是，在最后关头（也只有在最后关头），它们也会辅之以镇压——这些镇压是相当削弱和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

[55]

其次，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讨论是在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基础展开的。

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必须包括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对此已有深刻论述，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够‘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