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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第2页）

我们党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

当年毛泽东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就是为讲课用的教材。

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也可以说是教材，因为都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

当然，这都是高水平的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全国曾编写过六本哲学教材。

其中一本就有秀林参加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材。

20世纪60年代，中央曾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在全国组织人员有领导地开展各学科教材的编写。

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材编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仅包括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教材。

在编写中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学术新成就是一个重要方向。

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材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项目，足见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视。

可惜秀林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一定能在此次教材编写中再显身手。

斯人已乘黄鹤去，这不仅是我们哲学系、哲学教研室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同行的一个损失。

秀林和我是同班同学、同事，又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都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

他来自山西大学，我来自复旦大学，都不是科班出身。

他读的是教育，我学的是历史。

在研究班学习期间，当学期考试结束，我们总是要自我慰劳一下，下小馆子撮一顿。

他自斟自饮，我吃菜相陪。

1955年，他提前留哲学教研室。

我1956年毕业留系，哲学系就是那年建系，我们成为同事，相知相交三十多年。

秀林刻苦好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他的生活很贫困。

就他一个人工作，妻子当时是家庭妇女，经常是窝窝头就素菜。

即使这样，还要不断借债。

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这种不为贫困而“困”

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今的年轻人学习。

▲20世纪80年代摄于青岛崂山。

中为李秀林，右一为作者。

这是我与秀林最后一次共同外出讲学。

“灰散烟消二十年，星落匆匆实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