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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命运（第4页）

在社会生活中，除人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给人带来厄运。

我们面对的厄运有两类：一类是社会给人带来的厄运。

这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造成的。

在旧社会，社会给人造成的厄运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我们的政策错误、处置不当也会造成一些人的厄运。

这种厄运是个人无能为力的。

这种遭遇是悲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归根结底死者会得到昭雪，生者会给以清白，这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所在。

这也是虽然有过冤假错案，但人们仍然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

另一类厄运是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贪污受贿、黄、赌、买官卖官、盗、窃、抢，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最终陷入囹圄，甚至被送上断头台。

我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是迷信，因为它是建立在神或上天对人的惩罚的基础上的。

但我们应该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学说。

所有这些犯罪得到的苦果，都是自己行为造成的。

中国的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不是神学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即人的行为会产生与其相符的结果。

因为它的行为触犯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

这种由别人加以的惩罚，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他们的行为的自我惩罚。

尽管各种犯罪有社会原因，但面对同样的**，完全可以自主选择。

犯罪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厄运是丑剧。

西方有些学者把基因说成是犯罪的元凶，我不相信。

厄运，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质。

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会给社会成员制造厄运，而是遵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对人十分关怀和爱护。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改造社会也改造人。

它创造一个合理的能保证其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社会；它也改造人，提高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培养“四有”

新人，从而减少和防止个人因犯罪而罹厄运。

《礼记·大同》充满这种理想。

从莫尔到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也满怀这种理想，可都陷入空想。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为人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