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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第1页）

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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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

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

；二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

。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

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

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

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

，尽读亦属不易。

《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

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

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

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

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

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

史书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

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

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

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

萧书“起汉元年讫隋义宁”

，凡百篇。

[2]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

，迄于隋朝，凡十卷。

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