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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第1页）

二、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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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体裁中，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比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作品。

其后，继起者虽不乏其人，但编年体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后。

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始创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

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撰成《汉书》。

《史》《汉》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

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八部前朝史[2]，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

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

[3]，说明在实际运用上和社会影响上，晚出的纪传体已经超过了编年体。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孰优孰劣，却是经过了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时期的争论的。

这个争论，自晋迄唐尤为激烈。

在这几百年的辩难当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

例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

，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4]。

北齐魏收曾以纪传体撰成《魏书》，但他却是纪传体的批评者，认为：“鲁史（按：指《春秋》——引者）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

[5]这种批评的口气是很严厉的。

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

《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

[6]。

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

[7]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能实现。

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8]。

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

，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

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十分强调地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

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

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

《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

[9]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对纪传体的批评，具有较多的理论上的辩难的成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