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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第9页）

历史思想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19世纪后期，西方进化论逐步传入中国，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并使其同中国古代变易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变革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在历史观念上出现的新的变革，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中国古代史家论“势”

和“理”

，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论历史阶段、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了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

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

当然，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进程本身的影响，故这种古代史学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不可能发展到如同产生于欧洲的那样的进化论。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段的介绍。

中国思想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进化论影响的人，而严复则是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

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

和《礼记·礼运》的“大同”

、“小康”

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作为他主张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

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

；“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

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

他一方面强调“验之万国”

，一方面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

，就是推进化之礼而为之。

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

这就是康有为把中国“公羊三世说”

和《礼记·礼运》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化思想。

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种进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变通”

的思想，从而把它同变法维新结合起来，提出历史必变的观点。

他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

。

[152]变，是时势之必然，是国家命运所必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53]。

在这里，西方进化论被赋予了中国的形式，而中国变法维新则不仅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找到历史根据，尤其是从西方进化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的进化理论包含了许多弱点。

他是以尊圣、附会的方法来宣扬历史进化论的。

同时，他只主张渐变，所以他宣扬的历史进化论，反映在社会思想上只主张改良，反对革命。

从历史观念的变革及其理论价值来看，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介绍和阐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极》、《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倡言变法、救亡、自强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