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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史学和社会（第3页）

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

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

[208]

这篇诏书，主要是说明撰写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而它在说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正是以这些朝代的历史为出发点。

又如，元初大臣王鹗上书世祖忽必烈说：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

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

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

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209]

这段话也是讲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则是“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

的历史。

唐初先后写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和《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则写出《宋史》、《辽史》、《金史》，这同他们对有关时期的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从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二》的“霸史”

篇小序颇具代表性。

它这样写道：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

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

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

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

诸国记注，尽集秘阁。

[210]

这里，作者指出了十六国的兴起、存亡这一重大事变，是“霸史”

即“诸国记注”

出现的原因。

所谓“霸史”

，在当时人看来，是大不同于“正史”

的。